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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錦詩先生在中國國家博物館作“莫高精神”專題報告
2019年10月14日 10:26 來源:中國國家博物館 作者: 字號

內容摘要:樊錦詩:莫高窟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光明日報全媒體(記者李韻)報道:“莫高窟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樊錦詩淡淡的一句話,卻讓600余位聽眾動容。10月12日,國家文物局在中國國家博物館舉辦“莫高精神”宣講報告會,邀請“文物保護杰出貢獻者”國家榮譽稱號獲得者、“文物有效保護的探索者”改革先鋒稱號獲得者、“最美奮斗者”稱號獲得者、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樊錦詩先生作“莫高精神”專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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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樊錦詩:莫高窟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光明日報全媒體(記者李韻)報道:“莫高窟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樊錦詩淡淡的一句話,卻讓600余位聽眾動容。這位“敦煌女兒”語氣平和地介紹著自己對敦煌的情感與責任,從樁樁件件看似普通的日常工作與生活中,聽眾們真切感受到了“堅守大漠、甘于奉獻、勇于擔當、開拓進取”的莫高精神。

  10月12日,國家文物局在中國國家博物館舉辦“莫高精神”宣講報告會,邀請“文物保護杰出貢獻者”國家榮譽稱號獲得者、“文物有效保護的探索者”改革先鋒稱號獲得者、“最美奮斗者”稱號獲得者、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樊錦詩先生作“莫高精神”專題報告。

  這次報告會得到了中央各有關部門的熱情關注和大力支持,中央組織部、中央統戰部、中央編辦、外交部、發展改革委、科技部、公安部、財政部、自然資源部、生態環境部、住房城鄉建設部、文化和旅游部、應急部、市場監管總局、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后勤保障部等部門派代表出席,文化和旅游部直屬單位、國家文物局機關和直屬單位、北京市文博系統干部職工代表600余人參加。

  樊錦詩先生1963年北京大學畢業,進入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歷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長、院長、名譽院長,為敦煌文化的研究、保護和傳承奮斗了56個春秋,并且還在繼續做著貢獻。國慶前夕,習近平總書記親自為樊錦詩先生頒發國家榮譽稱號勛章。

  通過她的宣講,聽眾們不僅被樊錦詩及其家人舍小家為國家的精神所感動,而且為一代代敦煌兒女用實際行動塑造、形成并踐行著“莫高精神”所激勵。他們扎根大漠、前赴后繼、不斷進取,開拓創新,為發展敦煌文物保護研究事業,做出的巨大貢獻。“莫高精神”凝結著常書鴻、段文杰和樊錦詩等為代表的一代代文物工作者的堅守奉獻、擔當開拓和薪火相傳;“莫高精神”更是廣大文博工作者的共同精神財富,是做好新時代文物工作生生不息的精神源泉和持久動力。

  國家文物局局長劉玉珠在做宣講會總結時說,我們要深入開展向樊錦詩同志學習行動,大力踐行“莫高精神”,學習“莫高人”信念堅定、為民服務、對黨忠誠的政治品格;扎根一線、愛崗敬業、擇一事終一生的家國情懷;求真務實、敢于作為、使命在肩的擔當勇氣;改革奮進、矢志不移、銳意進取的創新精神,將“莫高精神”體現在日常工作各個崗位上,艱苦奮斗,忘我工作,擔當作為,不負人民;將“莫高精神”融入文物保護利用改革實踐,爭做新時代中華文化的繼承者、創新者、傳播者。

  樊錦詩“莫高精神”專題報告:五十七年間的使命與擔當

  澎湃新聞(記者高丹)報道:10月12日,國家文物局在中國國家博物館舉辦“莫高精神”宣講報告會,邀請“文物保護杰出貢獻者”國家榮譽稱號獲得者、“文物有效保護的探索者”改革先鋒稱號獲得者、“最美奮斗者”稱號獲得者、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樊錦詩先生作“莫高精神”專題報告。

  “敦煌女兒”樊錦詩先生1963年北京大學畢業,進入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歷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長、院長、名譽院長,為敦煌文化的研究、保護和傳承奮斗了一生,并且仍在繼續做著貢獻。國慶前夕,樊錦詩先生獲國家榮譽稱號勛章。樊錦詩先生為敦煌莫高窟保護作出了重要貢獻,是文化領域、文物戰線的杰出代表。

  在此次報告中,樊錦詩先生從幾個方面談到敦煌的重要性:“我長期在敦煌石窟做一些工作。敦煌的文物遺產是以佛教為主題的,為世人展現了形象的佛教史和文字書寫的佛教史,這里包含彩塑、書法、建筑、雕刻等多種藝術,其中敦煌壁畫保留了大量的唐代和唐代以前稀有的人物、建筑、經變、裝飾畫等,反映了中古社會廣闊的生活場景。此外,敦煌位于古絲綢之路上的戰略要地,它也展現了多元文明與多元文明薈萃的文化,一百多年來在國際上形成以敦煌石窟和文物為研究對象的顯學——敦煌學,敦煌莫高窟藝術和藏經洞文物以超越時空的獨特魅力成為耀眼的明珠和中華民族文明的杰出代表。”

  報告中,樊錦詩也對自己初到敦煌的個人經歷,及在敦煌的五十余年間對莫高窟的修繕與保護工作所承擔的使命與責任等進行了梳理。

  初到敦煌

  樊錦詩在講座中談到,每一個人都不能脫離自己的時代,而每一個時代的人都有彼時獨有的使命。

  樊錦詩先生談到自己與敦煌的緣起很早,早在去敦煌之前她就機緣巧合的在一本書上讀到關于敦煌的文字,那篇文章中寫道“敦煌是西北的一顆明珠,是一座極為豐富重要的藝術殿堂”,這些文字一直在她腦海中縈繞。樊錦詩真正與敦煌建立聯系是在1962年,那一年樊錦詩在宿白教授的帶領下到莫高窟實習,莫高窟洞內精雕細刻栩栩如生,而洞外則是戈壁沙漠,閉塞荒涼。早期到敦煌的學者們如段文杰、常書鴻都是住土屋、點油燈、喝咸水,敦煌職工的孩子也因為這里地處偏遠沒有學可上。在莫高窟實習的樊錦詩不久就因為營養不良身體出現狀況。

  而1963年,從北大畢業的樊錦詩恰巧被國家分配去敦煌工作,“我不太愿意講我多么有奉獻精神,我是服從國家分配去的敦煌。我畢業的那一年正在開展學雷鋒看行動的工作,我的父親給學校的領導寫信說因為我的身體不好,希望領導重新考慮,但我已經表態服從分配就不該出爾反爾,所以我沒有把信遞交給學校。那個時候國家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所以我從1963年就去了敦煌,只是這一去就是一輩子。”

  到敦煌工作以后不久,樊錦詩結婚了,“但是,我在和丈夫彭金章結婚以后,就開始了兩地分居的生活,我在敦煌,他在武漢大學,孩子在河北農村。結婚十九年后,丈夫才考慮到我的愛好和事業,最終結束了自己熱愛的武漢大學教職工作,放棄了自己親手創辦的考古專業,來到敦煌。他從商周考古的教學改為石窟的考古工作,主持了北區的考古工作,有了許多有價值的發現。可惜兩年前他去世了,這樣的丈夫真是打著燈籠也找不到。”樊錦詩自述。

  在《此心歸處是敦煌》中,樊錦詩頗有感情地回憶:我第一次到敦煌參加實習,好像就在昨天,可一晃我已經八十一歲了。我的身體每況愈下,思維和行動也越來越遲緩,我不知道自己還能陪伴莫高窟多長時間,還能為她做多少事情。我的記性大不如從前,很多事情都忘記了,但是我忘不了那些北大的師長,北大的學習時光影響了我的一生;我忘不了以常書鴻、段文杰為代表的老一輩莫高窟人在大漠戈壁的艱難條件下篳路藍縷、含辛茹苦地開創了莫高窟保護、研究、弘揚的事業。

  從實體敦煌到數字敦煌

  樊錦詩在報告的第二部分談了自己在敦煌這五十七年擔當的使命。

  “剛到敦煌,我想得很簡單,就是做好考古業務的本職工作。誰知道就副所長、副院長、常務副院長這樣當了下來。到1998年,我被通知成為敦煌的第三任院長,我當時將近60,本該退休了。我還問組織是不是弄錯了,上面說你就干,你別管。于是我又干了17年。沒想到增加了這么重的擔子,幾乎沒有時間鉆研業務了。從業務到管理,也是對我這個書呆子巨大的考驗和挑戰,我是管理上的門外漢,邊干邊學,恰逢改革開放,視野開闊,交流學習多了,利用各類會議、出國考察、查閱資料,向專家請教,最終能夠在退休的時候留給大家幾箱研究材料。”樊錦詩說。

  敦煌莫高窟壁畫因為其材質的原因已經岌岌可危。其中,自然破壞來源,第一是風沙侵蝕,第二是巖體裂縫。敦煌在地震帶上,一旦有大的震動,連畫都掉下去了。第三是滲水,有的地方水滲到縫隙里已經一千多年,裂縫還在發育。水滲進去后不會蒸發,會慢慢移動,壁畫的內層滲水后,壁畫就會起皮翹起,出現酥堿病害。稍不留神,一大片壁畫就會掉下來。

  2004年10月23日,樊院長在莫高窟第285窟向《敦煌再發現》劇組人員講解洞窟內容

  隨著敦煌莫高窟游客數量的逐年增多,文物保護與開放的矛盾越來越突出。敦煌研究院曾做過統計,每年5月到10月的旅游旺季,莫高窟每天的游客平均保持在5000人次上下。而科學測算表明,合理的游客承載量應該是每天2900多人。游客的劇增,對于由泥土、木頭、麥草等脆弱材料制成的彩塑和壁畫會帶來很大的破壞。

  樊錦詩在報告中介紹,莫高窟在歷史上是供奉佛陀的殿堂,是佛教徒參拜的場所,本不具備開放博物館的條件和功能,又不能按照博物館展陳的要求進行任何改造。莫高窟大多數洞窟空間狹小,據統計,面積在100平方米以上的大型洞窟僅18個,50—100平方米的洞窟21個,25—50平方米的洞窟41個,10—25平方米的洞窟123個,10平方米以下的洞窟289個。因此洞窟可承載的游客量十分有限。

  自1979年正式向社會開放以來,莫高窟的游客人數逐年增加。2001年超過30萬人次,此后每隔兩三年,年游客數量就會增長10萬人次,到2014年達到80萬人次,2018年增至195萬人次,預計2019年會突破200萬人次。隨著旅游業的迅猛發展,未來莫高窟的游客數量可能還會不斷突破紀錄。這會給莫高窟本體及其賦存環境的保護和游客服務管理能力帶來極大的壓力。大量游客進入洞窟參觀,使得洞窟內的溫濕度波動劇烈,相對濕度和二氧化碳濃度的增加,對洞窟的長期保存和游客的健康均有十分不利的影響。

  為此,敦煌建立了專門負責旅游開放的部門,為了保證看好看懂,培養了高素質知識性懂外語的講解員隊伍。建立了系列洞窟開放和游客管理制度,推介傳播莫高窟價值和內涵,形成保護管理的能力和莫高窟經驗。同時,最為重要的,敦煌研究院開始摸索莫高窟的限流政策,通過預約制,保證游客最大承載量執行。

  限流帶來的一個必然后果就是觀眾認為千里迢迢來看只能看到有限的洞窟而心生不滿,所以莫高窟數字展示中心應運而生。借助先進的數字技術和多媒體手段,核心展示“數字敦煌”與“虛擬洞窟”,向觀眾呈現敦煌莫高窟絢麗多彩的石窟藝術經典與氣勢恢弘的歷史文化背景。

  “我們通過對比歷史照片,和現存壁畫、彩塑,看了嚇一跳,本來很飽滿清晰,現在模糊、掉落,莫高窟壁畫正在迅速退化,如果任其發展,很快將消亡,唐以前的精彩壁畫將不復存在。難題一直在我心里,照片能永遠嗎?用錄像保存,要消磁的,這不就完蛋了。直到80年末我到北京出差,朋友帶我看計算機,對圖像數字化以后可存在計算機里保持不變,我立刻腦洞大開,馬上產生了存數字檔案念頭,去省科委報告。”樊錦詩說。

  “于是為了永久保存永續利用,上世紀80年代末開始,敦煌就與國內外合作,形成一套先進的數字化采集,電腦圖像拼接技術。比如61窟五臺山圖,13.6米長、3.8米高,40多平米,拍不出來,數字化就做得出來的,還可以放大。只是做下來一百二三十萬,我才知道這么費錢,就去募款。香港有一家香港之友基金會,他們給了資金,我們目前在他們的資助下做成了200多個圖的采集拼接。”樊錦詩談道。

  “同時在文物保護方面,大家從搶救性到科學保護,對于壁畫材料的構成、顏料,為什么出現病菌、其原因、機理,有什么材料、工藝都在實驗室先研究,有辦法以后再對一部分病害壁畫進行科學保護與搶救。此外,我們利用風險管理理論指導,進行預防性保護。大環境、微環境、病害指標、安全問題、崖體穩定問題、人員流動、洪水問題,要及早監測,提供數據。還設立了文物系統國家壁畫和土遺址保護研究中心,技術逐漸與國家接管,不僅有效保管了敦煌六處石窟,還為我國西北地區乃至全國壁畫和土遺址保護作出貢獻。”樊錦詩談道。

  “莫高精神”凝結著常書鴻、段文杰和樊錦詩等為代表的一代代文物工作者的堅守奉獻、擔當開拓。國家文物局局長劉玉珠在做宣講會總結時說,我們要深入開展向樊錦詩同志學習行動,大力踐行“莫高精神”,學習“莫高人”信念堅定、為民服務、對黨忠誠的政治品格與扎根一線、愛崗敬業、擇一事終一生的家國情懷,將“莫高精神”融入文物保護利用改革實踐,爭做新時代中華文化的繼承者、創新者、傳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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