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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關系理論家的預測為什么失???——兼論歷史學與國際關系學的差異與互補
2020年01月10日 08:50 來源:《史學集刊》2020年第1期 作者:王立新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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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摘要:在冷戰結束前后,一些知名的國際關系理論家對國際局勢的錯誤預測反映出國際關系研究的學科局限:采取化約主義的思維方式對復雜的國際政治現實進行高度簡化和抽象,過于追求國際關系研究的科學性而忽視了人文性,過度強調國際關系的規律性和必然性。歷史學(外交史)與國際關系學有很大差異,而且也不以預測見長,但仍可以在多個方面彌補國際關系學之不足,促進國際關系理論家提升預測的質量,包括:運用整體主義的思維方式來理解國際關系,重視領導者個人的自主性和能動性,意識到歷史偶然性的作用和時間流動帶來的變化,更好地甄別和選擇史學論著中的證據,以及在觀察、推理、演繹和計算之外采取敘事、類比和想象等方式對國際形勢進行預測。鑒于國際事務的復雜性,國際關系理論家應該在進行預測時保持謙遜和審慎,并時刻準備應對不可預知的事件。

  關鍵詞:國際關系理論;歷史學;化約主義;整體主義;偶然性;歷史類比

  作者簡介:王立新,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博雅特聘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試圖預知和管理未來是人類的天性,我們每個人在日常生活中也都經常有意或無意地做預測,很多人甚至為此著迷。如羅素所言:“對確定性的追求是人類的自然習慣……如果你計劃在未來的某一天帶你的小孩去野餐,他們就會想確切地知道那天是晴天還是下雨,如果你不能肯定的話,他們就會對你失望?!盵1]在近代科學產生以前,對未來的預測依賴于巫師和僧侶。自然科學的興起使人類對自然現象的預測能力大大增強,社會科學興起后,很多社會科學家也把預測社會現象作為自己的職責,甚至試圖獲得類似自然科學家的那種預測能力。用彼得·埃文斯的話說,想知道將來會發生什么是“大多數社會科學研究更原始和更普遍的動力”,“預測未來的渴望是社會科學的內在組成部分”。[2]政治學家預測大選的結果,社會學家預測人口的變遷,有“社會科學之王”之稱的經濟學更是執著于預測,人們希望從經濟學家那里知道未來經濟的前景、商品價格的走勢和股票的漲落,以便確定自己的投資方向。

  很多國際關系學家也熱衷于對國際形勢進行預測。20世紀后半期國際關系研究的總趨勢是越來越拋棄傳統的歷史方法,追求國際關系研究的“科學化”。如果說愛德華·卡爾和漢斯·摩根索等人開創的古典現實主義國際關系理論對預測未來還相當謹慎的話,由肯尼斯·華爾茲提出的新(結構)現實主義則把預測未來作為其主要目標之一,華爾茲自己曾多次對國際關系的演變做出預測。我國秉持現實主義國際關系思想的著名國際關系學家閻學通教授曾言,“國際關系研究的科學化將不可避免”,而“是否有預測力是檢驗一門學問是否有科學性的重要標準”,“研究國際關系就是要預測國際形勢的發展趨勢,以預測結果的對錯論英雄”。[3]閻學通還在清華大學建立小組,專門進行預測。

  冷戰時期,國際關系學成為社會科學的顯學,但國際關系學家的預測記錄卻不能令人滿意。80年代末的冷戰終結和蘇聯解體是戰后國際關系史上最重大的事態,但沒有任何國際關系學家提前預測到這一變化,這不能不讓人質疑國際關系研究的“科學性”和價值。正如杰出外交史家約翰·加迪斯所指出的,關于冷戰的終結,人們并不要求國際關系學家像物理學家那樣做出必然性或決定論式的預測(deterministic prediction),而只是概率性預測(probabilisticforecast);也不會要求國際關系學家能夠預測到與蘇聯解體和冷戰終結相關的所有或大部分趨勢,而僅僅是下列諸多事態中的一個:(1)冷戰中的某一超級大國而不是兩個大國同時喪失自己的地位;(2)蘇聯在國內及其勢力范圍內(特別是東歐)的力量和權威突然和平地解體;(3)導致蘇聯權威喪失的趨勢,包括計劃經濟的無效和使用威權手段拯救蘇聯經濟的無用;(4)這些事態發生的大致時間,至少是80年代后半期和90年代初期;(5)冷戰后世界局勢的大致輪廓,包括德國統一、北約在華約解散后繼續存在、原蘇聯勢力范圍內或毗鄰蘇聯勢力范圍的地區族群和宗教矛盾激化,等等。但遺憾的是,以上列舉的任何一種事態或趨勢,國際關系學家都沒有預見到。[4]

  國際關系學家預測的失敗不僅表現在未能預見到這些趨勢,還表現在對未來事態做出了錯誤的,甚至截然相反的預測。在這方面,冷戰時期最為風光的新現實主義國際關系理論家表現最糟。

  有新現實主義大師之稱的肯尼斯·華爾茲做出兩大錯誤預測:一是兩極格局最為穩定,這一格局和建立在其基礎之上的冷戰將會長期持續下去。他在1979年提出:“通向超級大國俱樂部的阻礙從未像現在這樣高,這樣多。這一俱樂部仍將長期作為世界上最具排斥性的俱樂部而存在?!盵5]到1989年,華爾茲仍然認為,“盡管隨著單元層次力量的變化和互動,冷戰的內容及其危險性會發生變化,但冷戰會持續下去。它深深地根植于二戰后國際政治的(兩極)結構,只要這一結構存在,冷戰就會持久進行下去”。[6]二是預言北約會解體。華爾茲在蘇聯解體后宣稱:“從歷史和均勢理論我們得知, 贏得勝利的同盟在戰爭結束的翌日便會解體, 如果是決定性的勝利就更會如此?!奔s(的解體)還沒有到按日計算的時候,但是已經可以按年計算了?!盵7]后來的事實是:冷戰很快結束,蘇聯突然解體,北約一直存在,而且在可見的將來會繼續存在下去。

  另一位著名的新現實主義國際關系學家約翰·米爾斯海默在1990年發表的著名文章中預測,如果冷戰結束,超級大國的力量將撤出歐洲,多極體系下的歐洲各國將重新陷入安全競爭,德國將尋求核武器,“歐洲出現重大危機和戰爭的可能性將顯著提高”,“沒有了超級大國的歐洲未來幾十年或許不像20世紀前45年那樣充滿暴力,但極有可能比過去45年更加混亂”。[8]冷戰后歐洲形勢的演進表明米爾斯海默的預測是錯誤的:美國作為超級大國仍然留在歐洲,歐洲沒有出現多極體系,歐洲大國之間并沒有陷入安全競爭,相反卻實現了一體化,德國也沒有謀求核武器。也就是說,冷戰后的歐洲遠比冷戰時期的歐洲更穩定。

  關于冷戰后歐洲的局勢,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家的預測更準確一些。自由主義者反對米爾斯海默的看法,認為決定國際體系是否穩定的最重要因素不是體系的結構,而是組成體系的國家國內政權的性質、國家間相互依存的程度以及國際制度的發展。自由主義者據此預測歐洲國家的民主化和相互依賴將使歐洲出現較高水平的一體化,領導人和公眾會認識到發動戰爭的代價將遠遠超出從戰爭中得到的收益,因此長期困擾歐洲的戰爭問題將消失,歐洲既不會回到1914年,也不會回到1939年,各國將鑄劍為犁,和平相處,冷戰后的歐洲乃至所有發達國家之間的關系將更加和平。[9]這一預測與后冷戰時代歐洲形勢大體是吻合的。

  但是自由主義者對中國發展方向的預測是錯誤的。自由主義者支持克林頓政府將人權與最惠國待遇問題脫鉤,主張繼續推行對中國的接觸(engagement)政策,相信繼續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支持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和接納中國進入戰后國際體系將使中國朝著美國所希望的(西式)民主化和自由化的方向發展并接受和認同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用克林頓的話說,成為一個“接受自由市場、政治多元化和法治,并與我們(美國)一起建立安全的國際秩序”的國家。[10]這些自由主義者和中國通特別強調相互依存和國際制度對中國內外政策的制約作用,相信中國會成為西式民主國家以及美國主導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支持者和維護者。[11]但實際上,自由主義者的目標落空了,中國并沒有走美國期望的道路,而是堅持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2017年12月發布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公開承認了這一點:“數十年來,美國的政策都基于這一信念,即支持中國崛起和融入二戰后國際制度將會讓中國自由化”,但“事與愿違”,中國“試圖塑造一個與我們(美國)的利益和價值觀相對立的世界,替代美國在印太地區的地位,推廣其國家驅動的經濟模式,并按照對其有利的方式重塑地區秩序”。[12]

  二

  華爾茲、米爾斯海默等被公認為國際關系領域的杰出學者,他們的預測落空表明人類的智力和理性是有限度的,人類應該承認未來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預測的。但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除了人的理性的有限性之外,國際關系學家預測失敗的另一重要根源在于國際關系研究的學科局限性遮蔽了這些學者的視野。按照伊曼紐爾·華勒斯坦的說法,現有的社會科學學科劃分是在19世紀后期到1945年間逐漸形成的,這種“對社會科學知識所做的鮮明的制度性區分具有相當大的人為性”,“每一個學科都試圖對它與其他學科之間的差異進行界定”,其結果就是損害了知識的完整性,導致每個學科,包括以追求普遍性為目標的經濟學、政治學和社會學,都有其內在的局限性。[13]

  作為政治學的分支,國際關系學(這里主要指國際關系理論)也不例外,其局限性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國際關系理論試圖對現實進行高度簡化和抽象,重視理論的簡約性,而忽視了國際關系現實的復雜性。構建和提出理論幾乎是所有社會科學家的追求,理論的根本特性是簡約原則(principle of parsimony),社會科學界廣泛流行的一句話就是“簡單是理論的美德” (simplicity is a theoreticalvirtue) ,或者說,簡單的理論更可取。[14]而簡單的理論通常是指自變量較少、抽象程度較高、邏輯關系較單純的理論,其中包含一個自變量的理論是最簡單的理論。理論越簡單,其能解釋的事件就越多,其解釋力也就越強,用最少內容解釋最多現象的理論才是好的理論。[15]國際政治學家羅伯特·杰維斯提出,社會科學家追求簡約的動力之一是便利原則:“理論越簡單越好,因為簡單的理論可以使解釋工作更容易,事物不應該被不必要地復雜化?!盵16]二戰后國際關系研究越來越強調理論的簡約,認為在研究國際關系時可以區分出自變量和因變量,然后建立單一自變量和因變量之間的關系,從而對國際關系進行預測。在華爾茲看來,“理論只能通過簡化來建立,無論是牛頓力學還是亞當·斯密的經濟學理論概莫能外?!喕拱l揮作用的基本要素得到彰顯,并揭示出必然的因果關系和相互依賴關系”。[17]華爾茲還談及,簡化主要通過四種途徑進行:(1)分離(isolation),即考慮少量要素或力量的運動和互動,而將其他事物視為處于穩定狀態;(2)提取(abstraction),即對某些事物置之不理,從而全神貫注于其他事物;(3)歸并(aggregation),即根據理論目的,依照某種標準將某些互不關聯的要素歸并在一起;(4)理想化(idealization),即無論采取何種方式,簡化的目的都是為了在混亂的趨勢中找到一個中心趨勢,即便其他原則也起作用,但要從中找出驅動原則,從大量的因素中找出基本要素。[18]

  華爾茲的新現實主義國際關系理論認為,國際體系是由結構和單元組成的,單元是主權國家,結構是國家間權力分布的狀況。主權國家無論是什么性質,國內實行何種制度,在功能上都是一致的:理性、自私、自助和追求自身安全的最大化。國家只有能力的差別而無功能上的不同,因此研究單元,即從國內因素和國家間關系的角度來研究國際政治是沒有意義的。也就是說,國際政治是由國際體系的結構決定的,具有恒久不變的本質,國家的動機和目的并不重要。國際關系應該專注國際結構的研究,把國際結構作為自主性的存在,也就是自變量,把單元行為也就是主權國家的行為作為因變量,強調結構對單元行為的約束力和塑造力。而結構則是指國家間物質力量分配的狀況,其中軍事力量最為重要。新現實主義據此認為,均勢會自動生成,因為一個國家在看到其他國家實力壯大的時候會自動采取制衡措施,而不管該國的動機如何。該理論對國際關系結構即體系如何影響國家行為的解釋最為深入和透徹,并因此奠定了其較高的學術地位。

  但是人類社會是復雜的,國際關系因為其無政府狀態比國內社會更加復雜,國家行為會受多種因素的影響,而絕不僅僅受結構的約束。不僅如此,影響國際關系的各種要素還相互糾纏在一起,難以區分自變量和因變量,用加迪斯的話說,除了上帝之外(如果上帝存在的話),沒有自變量這種事物,所有變量都依賴其他變量而存在,變量之間是相互依賴的。[19]現實的復雜性與社會科學理論的簡約性無疑是矛盾的,當國際關系學家把復雜的國際關系簡單化的時候,其預測出現偏差也就難免了。

  華爾茲和米爾斯海默對冷戰后形勢的預測都犯了簡單化的錯誤。華爾茲之所以會做出北約解體的預測是因為他把國際體系的特性(兩極體系)視為決定北約命運的唯一原因,認為大西洋共同體各國的國內制度和共同的認同并不重要,相信在單極體系下北約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而沒有看到北約的建立和維護并非僅僅由于安全的原因,還有維護大西洋文明、促進歐洲各國安全合作以及應對跨國威脅等諸多考慮,而后者正是北約在蘇聯解體后仍然長期存在的主要理由。米爾斯海默也堅信國際體系的結構決定著國際形勢的演變,而國際體系的結構是由軍事力量的性質和分布決定的;以軍事力量為基礎的兩極體系比多極體系更穩定。他據此認為,1945年以來歐洲沒有爆發戰爭是三大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歐洲大陸的軍事力量呈兩極狀態分布;構成兩極的兩個國家——蘇聯和美國的軍事實力大體相當;美蘇兩個超級大國都擁有龐大的核武庫。而超級大國從歐洲撤離將使歐洲從兩極體系轉化為多極體系,德國、法國、英國和意大利將獲得大國地位,蘇聯(俄國)不再是超級大國但仍然是歐洲大國,這將導致五強體系的出現,這一體系將受到所有多極體系都會面臨的問題的困擾,因此更可能陷入不穩定。而且超級大國的撤離會使目前在中歐的龐大核武庫不復存在,核武器曾經發揮的穩定歐洲政治的作用也隨之喪失。而德國為了避免被英法俄等核大國所訛詐,將會尋求擁有核武器以增強自己的軍事力量。[20]正是在這一非常簡單化的推理基礎上,米爾斯海默錯誤地預測:“如果冷戰真的離我們遠去,過去45年(歐洲)的穩定在未來數十年將不大可能重現?!盵21]

  國際關系理論家并非對國際關系的復雜性毫無認識,但是為了便于分析,他們堅信對理論的構建并不建立在讓理論貼近現實的基礎上,相反是建立在遠離現實的基礎上。華爾茲強調說:

  理論盡管與需要加以解釋的世界密切相連,但卻獨立于真實的世界?!?理論的)解釋力是通過“遠離現實”而非貼近現實而獲得的。(對現實的)描述越完整,解釋力就越小,而一個簡潔精致的理論最富解釋力。后者就像物理學一樣極端遠離現實的世界。遠離現實并不意味著必然是好的,但是如果我們不能更巧妙地做到這一點,我們就只能描述,而不能解釋。[22]

  鑒于有學者批評現實主義理論忽視了國家政策和行為對國際政治的影響,沃爾茲辯解說:的確,在結構理論中國家被省略了。畢竟這是關于國際政治的理論,而非外交政策的理論。如果有誰能夠建構一個同時包容國際和國家兩個層次的理論,我們都將為之感到歡欣鼓舞。但是迄今為止沒有誰知道如何才能做到這一點。除非有人實現了這一點,否則我們只能接受一個國際政治理論。[23]

  無法構建一個同時包容國際和國家兩個層次的理論不等于必須忽視國家層次的因素。無論新現實主義關于國際體系結構如何影響國家行為的理論模型多么清晰和透徹(這一點無疑是新現實主義的杰出貢獻),都不能僅僅根據結構這一單一的因素來對國家行為和國際政治進行預測,這是不言而喻的?,F實主義預測失敗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從單一因素出發,僅僅根據國際結構的特性來對國際關系的未來發展進行預測,忽視了國家行為對國際結構的塑造、國家特性和領導人個性對國家行為的影響,以及國家間相互依賴加深和世界一體化進程對國家行為的制約。華爾茲之所以錯誤地認為兩極結構和冷戰會長期持續下去是因為他忽視了蘇聯內部的變化,即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對蘇聯對外行為的影響以及這一行為對整個國際體系的影響;認為北約在冷戰后會很快解體是因為僅僅把北約當作地緣政治組織,忽視了北約成員國共同價值觀的作用。米爾斯海默對冷戰后歐洲形勢的預測也是單純依賴體系的因素,重視軍事力量的決定性作用,而忽視了歐洲各國國內政權的民主性質、共同的價值觀以及歐洲一體化進程對歐洲大國關系的塑造。

  其他國際關系理論在預測方面的失敗也是基于同樣的原因,即從該理論擅長解釋的單一視角和單一因素進行預測,而忽視了國際政治的復雜性。自由主義者在預測中國未來走向方面的失敗即源于過于重視經濟發展對政治可能帶來的影響,僅從國際機制和國際規范會約束和塑造主權國家行為體這一單一視角來預測中國的對外行為,而忽視了中國文化的特殊性和中國的自主性,特別是中國對國際規范和國際體系的塑造能力。

  懷特海曾說:“科學的目的在于尋找對最復雜事實的最簡單的解釋。我們很容易錯誤地認為既然簡單性是我們追求的目標,那么事實也是簡單的。指導每一位自然哲學家的座右銘應該是尋找簡單性,但別相信它?!盵24]各種國際關系理論的局限性就在于把理論的簡單性當成了現實的簡單性,過于執著于自己構建的理論,僅僅從自己的理論出發進行預測,忽視了理解國際關系的其他維度。

  二是過于追求國際關系研究的科學性,沒有看到國際政治的人文特性,忽視了人,特別是決策者個人的自主性和巨大作用。由修昔底德開啟,經過馬基雅維利、卡爾和摩根索等人發展的經典現實主義國際關系理論重視人性的因素以及從歷史中吸取教益??柋救耸菤v史學家,漢斯·摩根索曾任芝加哥大學現代史教授。他們對人性有著深刻的洞察,對因果關系的思考也更加廣泛,并不自詡為社會科學家,也不追求科學化和理論化,不把揭示國際政治規律作為其研究的目標。而二戰后的國際關系研究具有明顯的理論化和非歷史、甚至反歷史的傾向,強調國際關系研究的科學性,甚至將其等同于自然科學那樣的“硬科學”,拒絕從人類歷史經驗中尋求證據和啟示??夏崴埂の譅柶澝鞔_稱自己的現實主義思想是國際政治理論,甚至是唯一的國際政治理論。新自由制度主義者也主要從體系層次來分析國際關系,而忽視國家內部變化和領導人的不同選擇對國際政治的影響。各種國際關系理論主要從經濟學、政治學和社會學,而不是從歷史學中汲取靈感和資源。其結果就是忽視了決策過程中人的因素。用亞當·羅伯茨的話說,“他們將重點放在國家和國際體系,貶低決策過程中人的維度。他們更重視抽象的推理和硬事實而不是理解外國語言和文化。他們輕易地忽視了具體獨特的個人、情勢和時機(所起的作用)”。[25]

  英國杰出歷史哲學家科林伍德在20世紀中期曾這樣批評那些重視所謂普遍規律、忽視人的作用的歷史學家:

  他們把歷史過程的單一的實在分裂成兩個分離的東西,一個決定者和一個被決定者、抽象的規律和單純的事實、普遍的東西和特殊的東西。他們把普遍當作一種虛假的特殊,它被假設為由于其自己而存在并且為了其自己而存在;然而在那種孤立狀態中,他們卻仍然設想它在決定著特殊事件的進程。普遍這樣被從時間的過程中孤立出來之后便不在那個過程中起作用了,而只是對那個進程在起作用。時間過程是一種消極的東西,是被一種無時間的、對它在起作用的外來力量所塑造的。因為這種力量在一切時間里都精確地是以同樣的方式在起作用,所以有關它現在如何起作用的知識,也就是有關它未來如何起作用的知識;而且如果我們了解它在任何一個時間是如何決定事件流程的,我們也就從而了解它在任何其他時間是如何決定它的,因此之故我們便能夠預告未來。[26]

  其結果就是導致一種觀念,認為人的目的對歷史進程是不起作用的,決定歷史進程的是神性或規律??屏治榈逻@段話雖然批評的是中世紀的神學歷史觀,但對號稱以追求普遍性和客觀規律為目標的社會科學也同樣適用。

  實際上,不同文化下的個人對相同或相似的國際環境會做出不同的反應,甚至同一文化背景下不同的決策者對相似的國際環境也會做出不同的反應。俾斯麥和威廉二世面對相同國際環境做出的截然不同的抉擇深刻影響了歐洲乃至整個世界的局勢。歸根結底,國際關系的重大決定由人做出并由人來實施,會受到人的情感、偏好、成見、眼光和抱負的影響。也就是說,決策者的個性會塑造國家的政策并因此塑造國際政治,領導人的勇氣、決心、信仰、想象力實際上非常重要,甚至可能超越國際結構的制約。而“當不同的個人發揮最大作用的時候,預測往往也是最困難的”。[27]

  蘇聯解體和冷戰終結這一重大國際事態離開個人的作用是無法解釋的,它主要并非國際結構和國家力量的產物,而是與歷史人物的抉擇有關。冷戰結束過程中,正是包括戈爾巴喬夫、里根、撒切爾夫人、教皇保羅二世等一代領導者塑造了事態?!斑@是這樣的一個時代:領導人通過他們對事物存在方式的挑戰、憑借激發觀眾追隨他們的能力——通過在冷戰劇場的成功——對抗、抵消并戰勝了長期以來使冷戰持久延續的力量?!盵28]這些力量包括被認為會長期穩定存在的兩極格局和被物質性力量所固化的現狀,以及美蘇之間的意識形態對峙。在這一過程中,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的作用最大。蘇聯的實力仍很強大,國際政治的兩極結構仍然存在,但冷戰并沒有持續下去,是因為戈爾巴喬夫和他那一代蘇聯人做出了不同的選擇。1988年12月戈爾巴喬夫在聯大發表講話,強調人類共同價值而非本國的意識形態必須被置于決定性的優先地位。1989年12月3日,戈爾巴喬夫與老布什在馬耳他峰會上宣布結束冷戰。此時蘇聯的軍事力量并沒有受到損害,蘇聯還沒有解體,兩極格局仍然存在,歐洲均勢也沒有受到根本破壞,但戈爾巴喬夫已經決定要超越兩極格局對蘇聯行動的制約,結束冷戰。在后來東歐國家紛紛脫離蘇聯控制的時候,戈爾巴喬夫沒有選擇使用武力鎮壓,認為武力不應該被用來阻撓一個民族的自由選擇。當蘇聯瀕于解體的時候,他也沒有選擇使用龐大的軍事力量保衛蘇聯體制。而戈爾巴喬夫等人之所以這樣選擇,則源于西方文化的長期影響和戈爾巴喬夫個人的世界觀及其對蘇聯體制的認識。不理解戈爾巴喬夫的個性,就無法理解蘇聯的解體和冷戰的終結。

  顯然,蘇聯解體和冷戰終結的進程與新現實主義理論的基本原理存在尖銳的沖突,這一進程體現的不是國際關系結構的作用,而是決策者個人的力量。

  第三是過于強調國際關系的規律性和必然性,忽視了偶然性(contingency)的作用,沒有看到國際政治的變化是一個長期積累和連續的過程,歷史事件的發生是在一個前后相繼的時間過程中多種因素在具體情境下同時出現、相互影響、共同作用,即“合力”的結果。也就是說,歷史事件并非事先注定或不可避免的,而是多種因素匯聚在一起帶來的結果,離開任何一個因素,事件都可能不會發生。真實發生的歷史也并非像后來人所敘述的故事情節那樣是極有條理地展開的,實際上,歷史過程是雜亂無章的,歷史人物所面對的情勢是混沌不清的,其做出的選擇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并非是唯一的選擇,如果歷史人物做出不同的選擇,結果可能會大不一樣。這意味著個人的活動會影響和改變歷史進程。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無疑有很大的必然性,德國力量崛起引發的英德之間的地緣政治爭奪、戰前形成的兩大同盟體系、歐洲各國內部的民族主義高漲以及德國咄咄逼人的對外政策決定了歐洲爆發戰爭的可能性極高。但根據約瑟夫·奈的分析,如果沒有薩拉熱窩暗殺這一偶然事件,一戰很可能不會發生。薩拉熱窩事件后德國支持奧匈帝國向塞爾維亞宣戰的前提是相信一旦爆發戰爭,德國不會陷入兩線作戰,因為在1914年俄國至少需要用近20天時間才能把軍隊運送到德國東線,而20天的時間足以讓德國在西線擊敗法國??墒侨绻掷m到1916年還沒有發生類似薩拉熱窩事件的那種觸發大戰的危機,那么一戰很可能就不會發生了,因為到1916年俄國很可能利用法國的資金已經完成東部鐵路的建設,可以迅速運送軍隊到東線,德國發現自己沒有時間實施先西線后東線作戰后,會非常謹慎和克制,不會像1914年那樣給奧匈帝國開空頭支票。不僅如此,到1916年英國的國內政治也會發生變化,難以做出對德宣戰的決策。[29]因此,一戰的爆發與薩拉熱窩暗殺這一偶然事件有很大關系,沒有這一事件,可能就沒有一戰。

  而1954年的臺海危機沒有升級到中美兩國之間的戰爭也有偶然因素的作用。根據張少書和何迪的研究,由于當時中美兩國相互隔絕,在解放軍攻占一江山島和大陳島以及中國政府提出“解放臺灣”的口號后,艾森豪威爾政府誤以為中國正在策劃進攻金門并最終攻占臺灣,決定以武力保衛臺灣,并于1955年3月制定了一個秘密計劃,其內容是臺灣軍隊撤出金門和馬祖、美國對中國東南沿海進行封鎖以及在臺灣部署核武器以阻止大陸的進攻,必要時可以對中國進行核打擊。艾森豪威爾派遣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阿瑟·雷德福(ArthurRedford)和助理國務卿沃爾特·饒伯森(WalterRobertson)赴臺說服蔣介石接受該計劃,遭到蔣介石的拒絕??梢韵胂?,如果蔣介石選擇接受該計劃,中美之間很可能爆發大規模的戰爭甚至核戰爭。在兩位作者看來,是偶然性因素和好運氣而不是雙方成功的戰略和政策避免了中美大戰的爆發。[30]

  加迪斯批評包括國際關系理論家在內的社會科學家對現實的理解是典型的“化約主義”(reductionism,一譯“還原主義”)?;s主義把事物分解成若干部分加以理解,主張用最少的變量解釋最多的事物,并致力于通過發現長期趨勢和建立模型來對未來進行預測。[31]化約主義思維方式創造了與歷史學截然不同的 “標準社會科學模式”,即“把人類行為歸結為一兩個基本的‘原因’,而沒有認識到人的行動經常出于多種復雜原因的一整套解釋”。這種解釋傾向于把事物視為“靜止的”,“忽視了人的行為,無論是個人還是集體行為,都可能隨著時間變化發生變化”;同時,這種解釋“未能意識到,面對相似的形勢,不同的文化——更不用說不同的個人——反應的方式是不一樣的”,因此并不具有“普遍的適用性”。[32]現實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經濟學和政治學中的“理性選擇”理論、現代化理論以及弗洛伊德心理學就是這樣的理論。[33]

  伊曼努爾·華勒斯坦也有類似的批評。他認為政治學、經濟學和社會學等常規社會科學學科都“以自然科學為模型”,以探求普遍規律、追求普遍性知識為宗旨,但是,“無論怎樣真誠地追求普遍性,迄今為止,在社會科學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對于普遍性的期待從來沒有真正地實現過……有些更為極端的批評者甚至提出,普遍性乃是一個無法實現的目標”。建立在這種普遍性基礎上的“對于預見性的期待”自然也是無法實現的。[34]

  而這種標準或常規的社會科學學科之所以采取化約主義的方法,強調理論的簡約、穩定和普遍適用性,是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對未來進行預測。如果在其理論中添加多重變量,承認不同變量之間的復雜互動,考慮時光流逝可能帶來的變化以及偶然性因素的影響,并兼顧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和領導人的不同個性,那么預測就會變得相當困難,甚至不可能。但我們知道,人類社會和國際關系是異常復雜的,不同文化和不同個人面對挑戰時的選擇是不一樣的,國際局勢的演進和重大事態的發生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和相互影響的結果,過去曾經出現的某些模式不一定必然會延續到未來,因此單憑簡約的理論是無法進行準確預測的。同時,必須認識到國際關系學不是所謂的硬科學,也不應該成為硬科學,而是有著很強的人文特性。國際關系研究應該從人文學中獲取滋養,以彌補學科自身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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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王立新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汪書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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