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 >> 頭條新聞
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四十年
2020年02月18日 08:05 來源:《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9年01期 作者:劉躍進 字號
關鍵詞: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回歸經典;中華文學;文獻整理;回歸理論

內容摘要: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事業在經典中尋找方向,在傳統中汲取力量,在創新中積累經驗,在回歸中實現超越。從宏觀發展趨勢看,這種研究呈現回歸經典的歷史趨勢、中華文學的觀念建構、文獻整理的時代特色和理論研究的強勢回歸等特征?;貧w經典,就是回歸到馬克思主義經典上來,回歸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經典上來;"中華文學"是一個建立在大中華文學史觀基礎上的相對獨立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既是現實的實踐問題,也是深邃的理論問題;四十多年來,以中華書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為龍頭,大型的文學總集、工具書及資料匯編得到系統整理出版,為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提供了豐富全面的資料,極大地推動了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深入發展??梢哉f,文獻整理、史料研究工作正處在一個前所未有的最好歷史時期;實事求是,對具體材料作具體分析,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態度,也是未來中國古典文學研究進一步發展的理論方向。

關鍵詞: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回歸經典;中華文學;文獻整理;回歸理論

作者簡介:

  摘要: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事業在經典中尋找方向,在傳統中汲取力量,在創新中積累經驗,在回歸中實現超越。從宏觀發展趨勢看,這種研究呈現回歸經典的歷史趨勢、中華文學的觀念建構、文獻整理的時代特色和理論研究的強勢回歸等特征?;貧w經典,就是回歸到馬克思主義經典上來,回歸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經典上來;"中華文學"是一個建立在大中華文學史觀基礎上的相對獨立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既是現實的實踐問題,也是深邃的理論問題;四十多年來,以中華書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為龍頭,大型的文學總集、工具書及資料匯編得到系統整理出版,為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提供了豐富全面的資料,極大地推動了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深入發展??梢哉f,文獻整理、史料研究工作正處在一個前所未有的最好歷史時期;實事求是,對具體材料作具體分析,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態度,也是未來中國古典文學研究進一步發展的理論方向。

  關鍵詞:中國古典文學研究; 回歸經典; 中華文學; 文獻整理; 回歸理論

  作者簡介:劉躍進,文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文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文學遺產》主編、中華文學史料學會會長等職,從事中國古代文學、古典文獻學研究。

 

  引言

  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事業在經典中尋找方向,在傳統中汲取力量,在創新中積累經驗,在回歸中實現超越。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古典文學研究剛剛擺脫機械僵化社會學研究方法的束縛,藝術分析成為一時熱點。葉嘉瑩先生借鑒國外文藝理論,細膩地分析傳統文學藝術特色。袁行霈先生也把研究重點集中到“中國詩歌藝術研究”這一主題上。他們的研究成果,猶如一股清泉注入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界。傅璇琮先生的《唐代詩人叢考》出版,又讓很多青年人看到傳統學問的魅力所在。八十年代中后期,新方法論風靡天下,宏觀文學史討論風起云涌,[1]直接催生了一大批文學史著作,并推動中國文學史學史學科的建立。[2]九十年代,曾有過一段相對沉寂的過渡時期。世紀之交,古典文學研究界呈現“回歸文獻、超越傳統”的發展態勢。新世紀以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綜合國力的提升,人們在總結過去成就與不足時,自然會聯系到新中國成立以來近七十年的歷史,聯系到過去一百年的歷史,甚至還要上溯千年,比較中外,視野越發開闊,心態相對平和,評價也更加客觀。

  此前,我在《世紀之交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世紀之交的文學史料研究》《新時期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弘揚民族精神 探尋發展規律----古典文學研究六十年感言》等文中曾對近年研究有所論述,大致包括幾個方面,一是研究隊伍空前擴大,學術梯隊已經形成,學術研究后繼有人。與此相關聯,綜合性、專業化的研究學會相繼成立;二是國際間的學術交流活動已經成為常態;三是研究方法不拘一格,研究領域不斷拓展,研究成果源源不斷。雖有平庸之作,但邃密扎實的學術力作亦不在少數;四是學術研究目的日益明晰,努力站在歷史高度,深刻理解人民大眾的理想追求,密切關注時代變遷與社會發展。五是學術研究重點業已明確,即加快構建中國特色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已成當務之急。[3]

  事實上,四十年來的學術成就遠遠不止于上述幾個方面。盧興基《建國以來古代文學問題討論舉要》(齊魯書社,1987)、趙敏俐、楊樹增《20世紀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史》(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梅新林主編《當代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黃霖主編《二十世紀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史》(分總論、詩歌、詞學、散文、小說、戲曲、文論等七卷,東方出版中心,2006)等著作,洋洋灑灑,數百萬字,論述極為詳盡。

  這里,很難再就具體問題展開論述,我試圖從宏觀發展趨勢,圍繞四個方面的問題,略作闡釋。

  一、回歸經典的歷史趨勢

  這里所說的經典有兩重涵義,一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二是中國傳統文化經典。兩者來源不同,但在當今中國事實上已經引領了古代文學研究的發展方向。一段時間,關于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的關系存在著一種認識誤區,認為傳統文化是農業文明的產物,在遇到工業文明產物的馬克思主義之后,其歷史糟粕便一覽無遺。改革開放四十年的實踐證明,把西方文化(包括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對立起來的觀點,不僅在理論上站不住腳,在實踐中也會對我們的工作造成傷害。在新形勢下如何理解馬克思主義與傳統文化的關系,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去闡釋中華傳統文化特質,去弘揚中華民族的美學精神,去指導中國古典文學研究,這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有這樣一段名言:“正像達爾文發現有機界的發展規律一樣,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即歷來為繁茂蕪雜的意識形態所掩蓋著的一個簡單事實: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后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質的生活資料的生產,因而一個民族或一個時代的一定的經濟發展階段,便構成為基礎,人們的國家制度、法的觀點、藝術以至宗教觀念,就是從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因而,也必須由這個基礎來解釋,而不是象過去那樣做得相反?!盵4]歷史的發展,服從于社會基礎的變化。個人的生存環境,人類的未來發展,也應該由此作出解釋。但在具體研究中,可能由于學科劃分的原因,我們只是關注作家的精神創造,而忽略其背后的經濟因素。[5]進入新世紀,文學所主辦的《文學評論》《文學遺產》與高??蒲袉挝宦摵吓e辦多場研討會,集中討論中國傳統經濟生活與文學創作的關系,逐漸改變過去那種脫離物質生活實際去研究文學的空疏弊端。

  恩格斯《反杜林論》又說:“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間和時間,時間以外的存在和空間以外的存在,同樣是非?;恼Q的事情?!盵6]這個道理很簡單,時間和空間是物質存在的形式。人類社會的發展、變化,都只能在時間和空間中進行。研究歷史、研究文學,不能脫離特定的時間與空間,否則只是空中閣樓。近些年來,文學編年研究、文學地理研究、作家精神史研究、作家物質生活研究等,注意將歷史事件、歷史人物放到特定的時間與空間中加以還原,其實質就是運用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觀點去研究文學,走進歷史人物與文學人物的內心世界,所得結論切實可據,觸摸可感。

  關注階級與階層的變化,也是經典作家反復討論的問題。不同階級、不同階層自有不同的文化需求,因而產生有不同的文學形態。不同的時期,社會和家庭結構通常會發生不同的變化,文學會很敏銳地反映出各種社會角色和社會地位之間的比例關系變化,以及規范和調節各種社會互動關系的價值觀念變化。研究文學,需要社會學的視野,需要注意文學中所反映這種階級和階層的變化,以及他們的文學訴求。二十世紀初,隨著敦煌文獻的發現,中國平民文學引起學術界的高度關注。三十年代,鄭振鐸就撰寫了《中國俗文學史》,打破了長期以來我們的文學史只關注精英文化的禁錮,開創了文學研究的新局面。最近四十多年,地不藏寶,《神烏賦》、田章簡牘等出土文獻極大地豐富了中國文學史的內容。人們注意到,中國文化思想界的空前變革,推動形成東漢文化平民化與世俗化的趨勢,建安文學由此而起。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文學體裁、文學題材,乃至文學思潮,往往源于民間。即便是一些外來文化,也經常是通過民間擴展開來,逐漸影響到上層社會,最后演變成為士大夫文化。

  以上所述,是經典作家早就論證過的一些基本原理,只是我們又重新發現了他們的價值而已。中國傳統文化經典也面臨著重新認識、重新評價的問題。中國古典文學作品中蘊含著豐富的傳統文化精髓。

  每個學科都有自己的經典著作,譬如中國文學,前有“選學”,后有“紅學”。再往前推,其實文史哲不分,都尊奉著共同的經典。那就是所謂的“六經”,周、漢尊奉“六藝”(《詩》《書》《禮》《樂》《易》《春秋》),唐代擴展為七經,宋代定為十三經。這些儒家經典,是中國文化的最基本的典籍。[7]他們傳遞著一些共同的價值觀。譬如中國人向來以倫理道德為核心價值,追求真、善、美的完整統一。在思考問題時,注意事物的整體性和彼此之間的密切聯系,強調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這與近代科學更多地關注“真”而忽略“善”,更多地關注現實而不計后果頗有不同。又譬如,中國人特別強調對家庭、對國家的責任意識,表彰奉獻精神,注意合作理念,也與西方文化以利益為核心價值,強調天賦人權,崇尚個人主義,強調競爭法則有著本質區別。中國人重視善良的秉持,孝悌的恪守,禮義的遵從,以勤勉為榮,崇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原則,等等。這樣一些重要的思想,在中國古典文學作品中隨處可見,潛移默化、潤物無聲,深刻地影響到中國人的價值觀、世界觀、人生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正是建立在這樣一個傳統價值觀基礎之上,由此煥發出強大的生命力。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回歸經典,就是回歸到馬克思主義經典上來,回歸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經典上來。這是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得到充分發展的基本經驗。

  二、中華文學的觀念建構

  長期以來,中國古典文學史研究多以漢民族文學為主體,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中國多民族文學發展的實際。即便是漢民族文學史,也有諸多缺憾,整個框架主要是借助于西方觀念構建起來的,與傳統中國文學多有脫節。更何況,中國文學不僅僅是吸收外來文明,也一直在積極地傳播自己的文化,為繁榮世界文明作出自己的貢獻。

  著名文學史家鄭振鐸先生有一個理想,即文學史不僅要打通古今,包含各種文體,更要展現中華多民族文學的輝煌。他自己撰寫過多種文學史,有著豐富的經驗。他更希望組織各行專家,撰寫一部綜合性的文學史。后來,余冠英、錢鍾書、范寧等人主持編纂的三卷本《中國文學史》,唐弢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毛星主編的《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則將這一設想變成現實。改革開放以后,文學研究所同仁沿著老所長指引的方向繼續努力,完成了《中華民間文學史》(祁連休、程薔主編,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中國文學通史》(鄧紹基、劉世德、沈玉成主編,人民文學出版社陸續出版)等著作,在海內外產生廣泛的影響。這里特別要提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與民族文學研究所合編的《中華文學通史》(張炯、鄧紹基、樊駿主編,華藝出版社,1997)首次將古代、現代、當代文學以及歷代多民族文學放在一起加以考察,初步實現了很多學者希望看到文學史古今打通、多種文體打通、多民族文學打通的“三通”。文學研究所很早就成立了臺港澳文學與文化研究室,中華文學史料學學會也順勢而為,在中國古典文學史料研究分會、中國近現代文學史料研究分會之外,另設中國民族文學史料研究分會,擬設海外華文文學研究分會等,將中國文學史研究延展到更為深廣的時空中去,展現出絢爛的發展前景。

  經過長期探索,學術界適時地提出“中華文學”概念,并不斷地豐富其內涵。學者們普遍認為,中華文學不僅僅是橫向意義上的中華多民族文學的簡單整合,也不僅僅是中國大陸、臺港澳文學和海外華文文學,更重要的是,“中華文學”是一個建立在大中華文學史觀基礎上的相對獨立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既是現實的實踐問題,也是深邃的理論問題。[8]

 ?。ㄒ唬┡貧w中國文學本原

  中華民族有著悠久的文學傳統,在漫長的歲月中,在相對獨立的空間里,自我革新、緩慢發展。1905年9月2日,隨著清帝一紙諭令,在中國延續了上千年的科舉制度畫上句號。又過十年,1915年9月,《青年》雜志(第二卷更名《新青年》)創刊,倡導建設新文化、摧毀舊傳統的宗旨,由此揭開新文化運動的序幕。1917年,胡適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揭開文學革命序幕。在政治文化領域,打倒孔家店,成為最響亮的口號。在文學領域,“選學妖孽、桐城謬種”成為新文化運動口誅筆伐的對象,被打翻在地。[9]從此,傳統文學研究日漸式微,被迫走上革故鼎新的征程。

  改造,從傳統學科的分化開始。文學、歷史、哲學分道揚鑣,彼此懸隔。中文學科內部又將語言和文學分開,文學再細分古代、現代和當代;古代繼續劃分,有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唐、宋、元、明、清文學。具體到一個時代,譬如唐代,又分初唐、盛唐、中唐、晚唐;研究初唐文學,再分“初唐四杰”、“沈宋”;研究“四杰”,又分王、楊、盧、駱??傊?,學科越分越細,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即便是樹木也多不完整,只是碎片。就這樣,活生生的歷史被肢解得七零八落,豐富多彩的文學史被割裂成一個個電線桿子式的個體。

  文體的歸并是對中國古典文學的第二項改造。本來,《昭明文選》《文苑英華》將中國古代文體劃分出近四十類文體,《文心雕龍》自《辨騷》以下至《書記》凡二十一篇,論述各種重要文體多達五十余種。在眾多文體中,除詩、騷外,多數為文章。至少在先秦兩漢,文學的大宗是廣義的“文”。二十世紀前后,在西方“四分法”的文體觀念影響下,中國古代文學作品也被限定在詩歌、戲劇、小說、散文四類中,前三類為主流,而文章大宗,反而退居次要地位。

  作家身份的鑒別是對中國古典文學的第三項改造?!段倪x》收錄了一百三十多位作家,《文心雕龍》論及的作家有二百余人。兩份名單對比,重疊頗多。在劉勰、蕭統的正統文學觀中,中國文學淵源于五經,很多經學家被視為文學家。如前所述,他們的這種觀點,并非無據。他們所推舉的文學家也多經得起歷史的考驗。但是按照現代文學標準,很多文學家被排除在文學史之外。唐、宋、元、明、清文學史研究也有類似現象。

  回顧一百多年來中國文學研究的歷史,在看到巨大成就的同時,我們也不能不遺憾地指出,20世紀以來沿襲多年的文學研究,尤其是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與中國文學史的實際還有很大距離。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我們奉為圭臬的一些重要理論主張,大都是依托于西方語言哲學建構起來的,很難涵蓋中國文學史的全貌,也很難用來解釋復雜多變的中國文學現象。近年來,文體學、文獻學[10]研究成為學術界的熱點,通識教育也成為業內津津樂道的話題,說明我們都意識到以往研究的偏頗,都希望我們的文學史研究更貼近中國文學實際,更希望回歸中國文學本原,建構中國文體學和敘事學的理論體系。

 ?。ǘ┤嬲宫F中華文學風貌

  據我所知,民族院校文學系同學除閱讀本民族文學經典外,通常還要開設漢民族文學經典閱讀課?!对姟?、《騷》、李、杜、元、白、韓、柳,都有介紹。反觀綜合性大學中文系,似乎很少有開設民族文學經典課程的。這與中文系名實不符。中華各民族文學經典,是中國文學重要組成部分,理應是中國語言文學系研究的對象。像產生于公元11世紀的維吾爾族古典名著《福樂智慧》,產生于13世紀的《蒙古秘史》,以及著名的中國少數民族三大史詩《格薩爾王傳》《江格爾》《瑪納斯》等,其中相當一部分,至今還流傳在各個民族地區,是真正意義上的活的文學。他們的影響早已超越國界,是中華各民族文化的驕傲,也是宣傳中華民族文化的最好的教科書。[11]

  我們認為,科學認識并研究中華文化多元一體、同源共生的本質,重新認識各民族文學在推進中華文化歷史形成中的重要作用,確實還有很多工作要做。從目前學術發展情況看,最迫切的工作,是系統深入地清理史料,準確描述在中國歷史的不同時期,中華各民族文學匯聚、融通的歷史過程,再現中華文學的整體風貌。近年,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支持的一些重大課題,就充分照顧到中華多民族語言文學的實際,開展系統的資料整理與研究,全方位地展現出中華文學的復雜性和多樣性。我們相信,這些工作,必將有助于推動中華文學理論體系建設,進而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創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型文化。

 ?。ㄈ┮晕幕煜碌膯⑹?/font>

  近百年來,我們更多地注意到近代中國接受外來文化的影響,而忽略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對周邊國家和地區的浸潤,以及對世界文明的貢獻。近年,一些高校成立了海外漢籍研究所,文化部還組織全球漢籍合璧工程,全方位地收集整理流失海外的中國古籍。

  通過這樣的文化工程,我們深深地認識到,中華文學不僅滋育了華夏兒女,而且對周邊國家乃至歐美也產生重要影響,在世界文明寶庫中占據重要位置。譬如儒家經典《詩經》《尚書》《春秋》等很早就已傳入朝鮮半島,并通過系列教育舉措及科考制度,儒家的“德智”“仁政”等政治理念以及忠孝節義等道德倫理思想在當地產生積極影響。從《奎章閣圖書中國本綜合目錄》(韓國首爾大學編)等韓國現代書目中,可以看到中華典籍在朝鮮半島留存的蹤影。

  《舊唐書·東夷傳》記載,日本曾多次派遣唐使前往中國,“請儒士授經”。很多人在回國時,“盡市文籍,泛海而還”,從中國帶走了大量漢文典籍?!度毡緡娫跁俊?《古逸叢書》本)等日本古代目錄學專書,也保留下了豐富的歷史印記。[12]

  從現代考古資料看,中國與西方的交流應當早于漢代的張騫。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通過絲綢之路,早就傳到歐洲。法國安田樸編纂的《中國文化西傳歐洲史》告訴我們,十七世紀以來,英、法、德、意等國的圖書館也收藏了大量中華典籍。在這個時期,很多中華典籍中的一些典故、甚至一些著作也開始引起了西方學者的關注。很多有識之士發現,東方文化可以將國家精神意志、民族文化理念、社會責任意識、道德修養追求等內化成為個體的自覺,有助于消除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隔閡,彌合國與國、族與族、家與家的分歧,具有化解矛盾危機、整合社會力量的重要作用。這些思想,今天依然有其現實意義。

  2007年制定實施的《國家“十一五”時期文化發展規劃綱要》中特別強調了“走出去”的重大戰略目標。文學是最好的傳播媒介,可以讓更多的人深入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所在,讓更多的人深入理解現代中國核心價值觀的意義所在,進而真正在世界范圍確立文化大國的形象。這是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得以廣泛傳播的歷史契機。

  三、文獻整理的時代特色

  隨著國家經濟實力的增強,尤其是電子化時代的來臨,大規模地收集、影印乃至深度整理海內外古籍,不在少數。[13]四十多年來,以中華書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為龍頭,大型的文學總集、工具書及資料匯編得到系統整理出版,為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提供了豐富全面的資料,極大地推動了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深入發展??梢哉f,文獻整理、史料研究工作正處在一個前所未有的最好歷史時期。[14]

  縱觀中國的學術發展,文獻整理主要有三種形式,第一種是相對單純的注釋、疏通。譬如東漢后期鄭玄的遍注群經,唐代前期孔穎達主持的《五經正義》,清代乾嘉學者對重要經典的重新整理,多采用這種形式。這是古籍整理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形式。第二種是系統的資料匯總,多以集注方式呈現出來。譬如《昭明文選》的六臣注,清人校訂十三經,大多帶有集成特點。第三種是疏解古籍大意,具有思想史價值。譬如魏晉時期郭象的《莊子注》,王弼的《周易注》,以及清代戴震的《孟子字義通釋》等,與上述兩種恪守文字??痹瓌t的傳統注釋學很不相同,實際上是一種義理的推衍,思想的闡發。

  上述三種文獻整理形式都很重要,并無高低薄厚之分,也沒有孰輕孰重之別。沒有單純的字詞的訓釋,沒有典章制度、歷史地理、歷代職官的解說,對于一般讀者來講,很多古籍根本無法讀懂。所謂的集注,所謂的義理闡發也就無從說起。所以,單純的文字注釋,依然是最重要的文獻整理形式。兩漢以來的兩千多年間,經典文獻的整理與傳播,主要是通過這種方式進行的。每一位整理者都有一種愿望,希望自己的校訂注釋著作是定本。從學術發展實際看,這種想法,只是一廂情愿。歷史上,從來就沒有過所謂定本之說。盡管如此,一代又一代的學者,孜孜以求。文獻整理還是得從基本的文字訓釋開始,這是前提,是基礎。

  當然,一個時代自有一個時代的學術。將來的學術史在回顧我們這個時代的學術業績時,該怎樣總結和評價?我想,最鮮明的特色就是大規模的古籍影印整理。目前,很多文獻整理還比較粗疏,甚至說不上整理,而是文獻堆積。很多地區都在一窩蜂地以地域冠名,編纂大型叢書。就數量而言,已經遠遠超出《四庫全書》的規模。這些工作當然很重要,但還遠遠不夠。傳統文獻學以目錄、版本、???、文字、音韻、訓詁等為核心內容。如果我們總是把自己局限在傳統文獻學領域,要想超越前人確實較難。不過,新的時代總會提出新的命題,也總會提供新的機遇。1925年,王國維在清華國學研究院做“近十年來中國學問之大發現”講座,認為一切新學問皆由于新發現。四十多年來,出土文獻、域外文獻以及電子文獻,為傳統文獻學平添了許多新的內容,最能體現文獻整理的時代特色。

  學術貴在發現,也貴在發明。新資料的發現,確實讓人歡欣鼓舞。但同時,一味強調新材料,忽略傳統學術,也很難真正認識到新資料的價值。學問的高低,不僅要比誰掌握了更多的新資料,更難的是在尋常材料中發現新問題。這需要學術功力。清代著名學者阮元組織學者校訂十三經的同時,還提出另外一種設想,即通過一種臚列眾說的方式,把清朝學術成果具體而微地保存下來。清朝經學著作,此前已有納蘭性德的《皇清經解》,其后又有王先謙的《續皇清經解》,具有叢書性質。像阮元設想的這種大規模集成性質的文獻研究著作,尚不多見,值得嘗試。裘錫圭主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李若暉編纂的《〈老子〉集注匯考》等,系統整理經典文獻,全面總結前人成果,充分體現時代特色。這是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取得學術成就的重要基礎。

  四、理論研究的強勢回歸

  研究文獻學不是目的,而只是一種方法,一條途徑。就像蓋房子,文學史料只是磚瓦,沒有建筑學家的設計,終究不能成為房子。文學史是一座大廈,需要材料的支撐,更需要整體設計。只有這樣,原本枯燥乏味的原材料才能煥發出有血有肉的生命活力。這就需要理論的跟進。[15]

  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這樣寫到:“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的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理論只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保ā恶R克斯恩格斯選集》第1冊第9頁)回想四十多年前那場真理標準討論,最初不過是一個哲學命題,最后竟轉換成為一種看得見、摸得著的物質力量,極大地推動了改革開放的進程。當然,并不是所有的理論都具有這種強大的邏輯力量和物質潛能。只有那種能夠說服人的理論才具有這樣的力量。如果想要說服人,這種理論就必須徹底;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

  中國文學研究的歷史實踐告訴我們,推動文學研究事業的進步,學術觀念的更新才是根本。凡是在中國文學研究方面真正作出貢獻的人,無不在文學觀念上有所突破,無不在文獻積累方面厚積薄發。如果說文獻基礎是骨肉的話,那么文學觀念就是血液。兩者互為表里,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在實際研究工作中,我們常常顧此失彼,或者厚此薄彼,把兩者割裂開來,甚至對立起來,缺乏通融意識。

  勿需諱言,我們曾有過片面追求觀念更新、理論先行的教訓,習慣于借用現成的觀念來闡釋我們的研究對象。我們也曾信奉蘇聯灌輸的研究模式去探尋規律,沉迷于機械的社會學研究方法。我們更曾迷信西方現代學說,用以“凈化”我們的傳統。一時間,“老三論”、“新三論”、現代派、后現代派等,各種新方法論輪番登場?!拔膶W研究者變成了業余的社會政治家、半吊子社會學家、不勝任的人類學家、平庸的哲學家以及武斷的文化史家?!盵16]世紀之交,當迷霧散去,我們突然發現,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論漸行漸遠,現代派的理論顯然于事無補,后現代派理論更是鞭長莫及。面對如此紛繁復雜的變化,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界似乎沒有做好足夠的思想準備,迷失了方向,或加入大眾狂歡之中,解構經典,顛覆傳統;或轉向傳統文獻學,潛心材料,追求厚重??陀^地說,古典文學研究回歸文獻學,強調具體問題的實證性研究,確實比那些言不及意的空洞議論更有價值。但不可否認,這種回歸也隱含著某種危機,長此以往,必將弱化我們對于理論探尋的興趣,最終會阻礙中國文學研究的重大突破。

  這又回到了本文第一部分提出的問題,當文學研究徘徊不前時,回歸經典便成為學術界的自覺選擇。當然,時代在發展,傳統的經典理論也應與時俱進。歷史的復雜性和多變性,遠遠超乎我們的想象。近年,記憶文化理論、口述歷史理論、寫本鈔本理論,其實都在努力通過不同的途徑去努力接近歷史真相。尼采說,世界上沒有真相,只有對真相的解釋?!昂笳嫦唷保╬ost-truth)的時代思潮,促使我們對歷史角色塑造問題、經典資料來源問題、歷史想象與文學想象異同問題等進行重新思考。長期以來,我們對歷史材料的處理相對簡單,依違兩端,要么疑古,要么佞古,即便是中立的“釋古”,或曰“走出疑古時代”,其本質還是相信或者不相信現存史料。事實上,現存的史料,有不同的來源,有當時的信史,也有后來的羼入,種種復雜的疊加,形成很多矛盾的存在。在這種情況下,根據局部細節否定整體,或者相信整體而忽視細節,似都不足取。實事求是,對具體材料作具體分析,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態度,也是未來中國古典文學研究進一步發展的理論方向。

 

  [1]1985年非常特殊。這一年,人們戲稱為“文藝方法論年”。3月,《文學評論》等單位在廈門組織召開“全國文學評論方法討論會”。4月,文學研究所等單位在揚州組織召開“文藝學與方法論問題學術討論會”。10月,中國藝術研究院等單位在武漢召開“文藝學方法論學術討論會”。古典文學研究界關于新方法論的討論相對滯后。1986年《文學遺產》第3期刊發《古典文學宏觀研究征文啟示》,反應強烈,波及面很廣。1987年,由《文學遺產》、《文學評論》、《語文導報》等單位在杭州召開“古典文學宏觀研究討論會”,此后,又陸續在桂林、大連、漳州等地召開古典文學研究方法論學術研討會,這種熱潮一直持續到1989年,此后,方法論的探討逐漸退潮。

  [2]文學史著作,如鄧紹基、劉世德、沈玉成主編的多卷本《中國文學通史》(人民文學出版社陸續出版),章培恒、駱玉明主編《中國文學史》(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張炯、樊駿、鄧紹基主編的《中華文學通史》(華藝出版社,1997),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文學史批評,如戴燕《中國文學史權力》(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董乃斌、陳伯海、劉揚忠主編《中國文學史學史》(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陳廣宏《中國文學史之成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余來明《“文學”概念史》(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等都是在這樣的宏觀背景下產生的。

  [3]這些論文收錄在《走向通融----世紀之交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知識產權出版社,2005)、《回歸中的超越----文學史研究的多種可能性》(鳳凰出版社,2011)等論文集中。

  [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冊第574頁。

  [5]羅素《西方哲學史》英國版序言:“在大多數哲學史中,每一個哲學家都是仿佛出現于真空中一樣;除了頂多和早先的哲學家思想有些聯系外,他們的見解總是被描述得好像和其他方面沒有關系似的?!薄斑@就需要插入一些純粹社會史性質的篇章?!鄙虅沼^2004年版,第9頁。由此看來,這種弊端并非中國特有。

  [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冊第91頁

  [7]當然也有在此基礎上另推出一些典籍者,如段玉裁《十經齋記》(《經韻樓集》卷九)就在此基礎上益之以《大戴禮記》《國語》《史記》《漢書》《資治通鑒》《說文解字》《九章算經》《周髀算經》等,以為二十一經。但無論如何劃分,都以五經為基始。

  [8]2015年3月16日,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民族文學研究所主辦的《文學評論》《文學遺產》《民族文學研究》聯合舉辦“中華文學的發展、融合及其相關學科建設”學術研討會,就中華文學命題的提出及其理論意義、中華文學形成過程中的本質特征及內涵外延、中華文學在各個不同歷史時期所呈現出來的不同特色及其在中華民族歷史融合與民族精神建構中過程中的巨大作用等問題展開熱烈討論。此后,《文史知識》開辟“中華文學”專欄,邀請專家就上述問題發表意見。

  [9]《新青年》雜志第3卷第5號“通訊”一欄發表了錢玄同致陳獨秀的信,信中說:“惟《選》學妖孽所推崇之六朝文,桐城謬種所尊崇之唐宋文,則實在不必選讀?!毖跻辉~,見陳琳《為袁紹檄豫州》:“司空曹操祖父,故中常侍騰,與左悺、徐璜并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民?!?/font>

  [10]如曾棗莊有《中國古代文體學》上下卷,另有五冊為先秦至近代的文體資料集成。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出版。中山大學有中國古代文體學研究叢書九種,包括孫立《日本詩話中的中國古代詩學研究》、林崗《口述與案頭》《明清小說評點》、吳承學《中國古代文體形態研究》《中國古典文學風格學》、戚世雋《中國古代劇本形態論稿》、彭玉平《詩文評的體性》、劉湘蘭《中古敘事文學研究》、何詩?!稘h魏六朝文體與文化研究》等,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出版。至于文獻學的概論、專題研究著作,更是不勝枚舉。

  [11]參見李炳?!睹褡迦诤虾椭袊诺湮膶W》(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劉亞虎、鄧敏文、羅漢田《中國南方民族文學關系史》(民族出版社,2001),郎櫻、扎拉嘎《中國各民族文學關系研究》(貴州人民出版,2005)等論著。

  [12]孫猛《日本國見在書目詳考》有詳盡注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嚴紹璗《日藏漢籍善本書錄》(中華書局,2007)厚厚三大冊可見中國典籍在日本的流傳。

  [13]南江濤《改革開放四十年來的古籍影印出版》,刊《中國出版史研究》2018年第1期。南江濤、賈貴榮《新中國古籍影印叢書總目》(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6),從1949到2010年,新編叢書443種,涉及子目五萬條。具體到改革開放四十年,古籍叢書(按一種計算),經典著作、類書、工具書等一千余種,涉及古籍子目近六萬種。

  [14]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后,現代文學史料研究出現重要轉機。2003年12月,清華大學、北京大學、河南大學、中國現代文學館、北京魯迅博物館等五家單位共同發起“中國現代文學的文獻問題座談會”。2004年10月,由河南大學文學院、《文學評論》編輯部、洛陽師范學院中文系聯合舉辦的“史料的新發現與文學史的再審視——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問題學術研討會”在開封和洛陽召開。2005年第6期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發表“現代文學史料學”專號。2005年,新華出版社版出版劉增人等《中國現代文學期刊史論》,2014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徐鵬緒《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等。

  [15]參見柯林武德著,何兆武、張文杰譯《歷史的觀點》的譯者序。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頁。

  [16]哈羅德·布魯姆著《西方正典》,江寧康譯,譯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412頁。

作者簡介

姓名:劉躍進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趙明豪)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用戶昵稱:  (您填寫的昵稱將出現在評論列表中)  匿名
 驗證碼 
所有評論僅代表網友意見
最新發表的評論0條,總共0 查看全部評論

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四十年.jpg
足球单场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