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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春學:自由市場的理論困境
2019年10月13日 14:57 來源:《經濟研究》2018年第10期 作者:楊春學 字號

內容摘要:新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倡導自由市場,但他們內部對自由市場的論證卻是基于對市場本質的不同理解,在理論上是彼此矛盾的,甚至是對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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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新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倡導自由市場,但他們內部對自由市場的論證卻是基于對市場本質的不同理解,在理論上是彼此矛盾的,甚至是對立的。這最明顯地體現在芝加哥學派與新奧地利學派兩個群體之間,在下述根本性問題上存在著絕然不同的理論解釋:自由市場的本質特征是一般均衡還是一種動態協調過程?價格傳遞出來的究竟是什么類型的信息?競爭與效率之間的關系是什么?

  芝加哥學派的論證,遵循的是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思路,以均衡理論來論證市場的最優性質。弗里德曼、斯蒂格勒尚只是用馬歇爾均衡范式來為自由市場的效率辯護,而盧卡斯等較年輕的一代則用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來為之辯護。一般均衡模型原本只能充當一種啟發式的思考框架,不能把它視為對自由市場經濟的一種解讀,甚至算不上一種近似的解讀。因為,市場失靈在理論上正是從這種模型中推導出來的,且不說這種模型本身還存在著某些根本性問題。但是,盧卡斯及其追隨者卻堅持認為,只要對阿羅-德布魯模型做一些理論上的改進,就可以把它視為對自由市場純粹形態的論證,一種對現實市場經濟的近似描述。

  如何“改進”呢?那就是以“有效市場假說”為榜樣,增添“理性預期”之類的假設。理性預期意味著所有市場參與者都能充分利用可獲得的信息,而且確切知道經濟如何運轉的機制,由此可以形成關于工資、價格和其他經濟變量的準確預測。正是基于對這一假設的理論自信,盧卡斯及其追隨者將有效市場假說推論到整個市場經濟體系。另外一個重要的假設是“盧卡斯供給函數”,它依賴于所謂勞動供給的“跨期彈性”。根據這一假設并結合理性預期假設,盧卡斯和追隨者堅持市場會自動快速出清的觀點。再加上貨幣中性論,他們就輕而易舉地得出了“政策無效”的結論。有人甚至根據這種理論,認為政府是“經濟周期的發生器”。

  我們應該如何看待這類“改進”?研究一般均衡論的著名經濟學家哈恩早就坦誠地指出:“(我們)已接近了路的盡頭。現在我們已經到了并非如我們想像的那樣好的地方。一部分原因是世界改變了,不再像過去那樣分散了;另一部分原因是我們走的路過于狹窄,而且我們現在覺得,在修建這條路時,我們避開了太多的、本該經過的荒涼而雜亂的原野。我們確實已經到達了井然有序的目的地,但我們卻越來越不可能停留在那里。”以盧卡斯為代表的經濟學家沒有聽從哈恩的警告,走得更遠。在上述所謂“改進”的理論模型中,不存在市場失靈、失業、有限理性、經濟泡沫等現象,也不存在行為經濟學揭示出來的各種非理性行為。這類現象都通過假設而消失在視野之中。正如福克斯所評論的:“早在20世紀70年代,持不同意見的經濟學家和金融學者就開始質疑理性市場理論,揭露它在理論上的前后矛盾和缺乏現實依據。在20世紀末,他們已經成功摧毀了該理論的主要支柱,但是卻沒有提出令人信服的替代理論。結果,理性市場理論仍然充斥于公眾辮論、政府決策和私人投資中,直到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2008年的市場崩潰前夕。”卡西亞把這種現象恰當地形容為是“烏托邦經濟學的勝利”。

  新奧地利學派對芝加哥學派的上述論證非常不以為然,認為這是一種錯誤的理論路徑,誤解了自由市場及其相關問題的本質。

  第一,在奧地利學派看來,自由市場的最根本優勢在于,能夠有效應對經濟世界所充滿的各類不確定性。在這里,根本就不存在所謂的“最優”最多只有一種適應性效率。

  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用均衡概念來解釋市場的運行,存在著“合成推理的謬誤”。拉赫曼明確指出:“瓦爾拉斯主義者在三個層面上使用均衡概念——個人、市場和整個經濟系統,從而犯下了沒有保證的推廣的謬誤:他們錯誤地相信,打開一扇門的鑰匙將打開一系列門。正如米塞斯說明的那樣,受一個大腦控制的行動必然是一致的。同一個市場中許多頭腦的行動缺乏此類一致性,就像同時出現的看漲和看跌一樣。在一個經濟系統之間,許多市場中的個人行動相互和諧,這是一個更冒失的假定。”

  最早認識到這一問題的,是哈耶克。在他看來,如果使用純粹的選擇邏輯,用均衡概念來解釋純粹的個人行為(例如消費者均衡、生產者均衡),是不成問題的。雖然個人會存在認識上的錯誤,但就個人在特定時間上的主觀認識而言,均衡不外乎是一種純粹個人選擇邏輯的產物。關鍵在于從個人均衡轉向社會均衡時在概念上出現的問題:“長期以來,我總是感到,我們在純粹分析中所使用的均衡概念本身及其方法,只有在局限于單個人的行為分析時才有明確的意義。當我們將其應用于解釋許多不同個體之間相互作用時,我們實際上正步入一個不同的領域,并悄然引進一個具有完全不同特征的新因素。”究竟是什么樣的一種“新因素”呢?那就是,為了實現社會經濟均衡,如何協調個人之間不同決策的問題。這是一個經驗問題。

  哈耶克認為,經濟學只有當它能夠說明所有參與者如何獲得知識并且在競爭過程中利用這些知識,才能重新成為一種經驗科學。真正的解釋不在于均衡狀態本身,而在于至少在趨勢上朝著均衡狀態發展的過程。因此,奧地利學派認為,理解市場的正確思路,是把它作為一個真正的競爭過程。這是一個由一系列發現造就的變化過程,其中充滿不確定性和試錯行為,只存在一種學習和適應性效率。正是這種學習和適應過程中,會產生出一種自發的拓展秩序。在哈耶克看來,描述和分析這種過程,只能運用“復雜現象”理論。

  第二,在奧地利學派看來,價格的本質在于:通過市場過程,所有的市場參與者可以充分地利用分散存在于各個參與者身上的“特定時空的私人知識”,從而有效地對付充滿在市場中的各種不確定性。

  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用均衡模型來解釋價格的形成,是一種帶有誤導性的思路,不足以揭示價格的本質。它把市場參與者的行為改造成為一種純粹的最大化邏輯思維,所有的行為主體被“給定”大量信息,從“給定的”技術演繹出“給定的”成本,從中又演繹出“給定的”價格,完全誤解了古典經濟學的“無形之手”的精神。正是存在這種誤解,使蘭格等人也能夠借助這種經濟學,證明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也可以實現帕累托最優。這一學術史實本身就足以證明一般均衡理論對市場和價格本質的理解是無用的,甚至是誤導性的。

  事實上,價格體系之所以可以充當信息交流機制,完全是因為,被新古典主義經濟學視為“給定的”信息,只有在交換和競爭過程中才可能被發現和利用。在事前,人們擁有的只是特定時空的零星知識。在事前,市場參與者并不能確知消費者對哪些商品存在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也不知道這些商品的相對稀缺程度,不清楚誰能以最低的成本提供這些商品,等等。所有這些信息都是在動態的競爭過程中獲得的。作為自發秩序的一種典型,價格體系之所以能引導市場參與者的資源配置并賦予它以秩序,就是因為價格體系記錄下了人們在參與市場競爭和交換的過程中留下的那些零星知識,并通過價格對個人“特定時空的私人知識”進行編碼,形成新的價格和顯性知識。由此而形成的自發秩序不是一種狀態,而是一種過程;不是一種最優過程,而是一種可以動態修正的過程。

  第三,只有市場過程理論,才能充分揭示出市場與個人自由之間的內在聯系。

  在均衡理論中,個人選擇墮落為一種純粹的數學計算,看不到真正的個人自由。與此不同,在市場過程理論中,市場的本質就在于給參與者提供一種發現并利用未被注意到的謀利機會的自由。正是通過這種機會,個人可以充分表達、展現和發揮個人的自由。因此,柯茲納說:“不僅市場的運行有賴于個體自由,而且只有在自由市場的背景下,一個社會才有可能有真正的個體自由。”

  越來越多的學者認識到,若要在芝加哥學派信奉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和奧地利學派經濟學之間選擇一種自由市場理論,最好的選項也許就是要有效地容納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的思想。經濟學家很喜歡《鉛筆的故事》對市場機制的那種寓言式的描述。但是,這個故事所描述的市場機制包含的內容,最接近奧地利學派的理解,而離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論證很遠。對這一選項,非奧地利學派的最強烈支持者,也許是著名的經濟思想史學家馬克·布勞格。他認為,作為新古典經濟學的核心基石,一般均衡模型關注競爭的最終結果勝于過程本身(即競爭如何發揮作用),就像一份“一個國家的城市地圖,卻沒有描述城市之間的道路”,是無用之物。他呼吁放棄完全競爭模型、一般均衡及福利經濟學,代之以由米塞斯、哈耶克和柯茲納傳授的新奧地利學派的市場運行模型:“我緩慢而極不情愿地正視,他們(奧地利學派)是對的,而我們一直都是錯的……亞當·斯密的看不見之手指的是動態的競爭過程而不是被古諾帶入經濟學的靜態的、作為結果狀態的完全競爭概念。”當然,布勞格的呼吁有點極端。奧地利學派經濟學也存在根本性的缺陷。更多的學者(包括相當一部分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家)則力圖在新古典經濟學與奧地利學派經濟學之間形成某種折衷主義的理論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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