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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虎濤:如何把握資本主義的本質
2019年10月13日 16:59 來源:《政治經濟學評論》2019年7月第10卷第4期 作者:楊虎濤 字號

內容摘要:對資本主義的本質把握或定義,往往與資本主義的起源和發展緊密相關。不同視角、不同研究對象和不同時間階段,就必然導致對資本主義本質理解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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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資本主義的本質把握或定義,往往與資本主義的起源和發展緊密相關。而作為一個經濟、社會、政治和文化的系統性長期演變,資本主義在不同時段、不同國家和地區的表現存在相當明顯的異質性。如此一來,不同視角、不同研究對象和不同時間階段,就必然導致對資本主義本質理解的差異。例如,在20世紀70—80年代的布倫納和沃勒斯坦關于資本主義本質的爭論中,前者就堅持馬克思的觀點,主張從資本雇傭勞動的關系來認識資本主義本質,但沃勒斯坦卻主張從資本如何為世界市場生產商品的角度來理解資本主義的本質。而在利皮特看來,兩者的分歧在于前者只看所有者—生產者關系,而后者把資本主義看作一個可以包容多重這種關系的世界體系。如此,前者就忽略了資本主義對全球化的影響和資本主義作為一個混合系統的特征,而后者則忽視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關鍵性特征。

  也正因為如此,在各種類型的反本質主義,如后現代主義者或者后結構主義者看來,定義資本主義概念既無必要,也無可能。因為任何定義或概念的確定,都會產生和研究對象之間的偏差。在各種關于資本主義的定義中,或者以單一的、純粹形態的代表性樣本作為定義,或者預設了多樣性資本主義的最終收斂形態,或者混淆了資本主義的運行機制與資本主義實體本身,或者誤判和忽視了資本主義在整個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產生其獨有特質的“質變”時期,或者在資本主義的定義中出現了對本質特征選擇的一般性或特殊性程度的偏差。而所有這類疏漏和不足,會導致對資本主義的本質和發展的分析或者趨于碎片化,或者趨于理想化和單一化,或者忽視其關鍵的系統性特征。

  但是,在霍奇森看來,定義資本主義是必須的,也是可能的。因為科學進步是一個社會過程,只有在準確定義的基礎上,研究者才可能通過分享觀點來推進科學研究這一社會進程。定義之所以可能,是因為雖然對象存在多樣性和易變性,但從個體群思維出發,這類多樣性和易變性本身就構成實體的特征之一。由于定義的作用在于識別具有本質差別意義的特征,因此只要界定所定義的實體類型中要尋求的一般性程度或特殊性的程度,進而識別具有本質差別的特征,是完全可能的。按照霍奇森的這種思路,定義資本主義首先要確定的是公認的實體類型,然后按照一般性程度,確定該類型實體區別于其他類似實體的關鍵性特征。由此,一個對資本主義本質的理解,必然是去掉這一特征之后,資本主義就不成其為資本主義,至少,這種去除將會導致研究對象的局部質變。

  要使資本主義的定義能全面地把握其內在本質,首先有必要在漫長的歷史演化過程中分離出量變和質變的關鍵節點,否則就易于將對資本主義的本質理解,完全等同于資本主義發展史甚至西方經濟史。而在這種分析路徑上,過分糾纏于資本主義形成之前的“量變階段”的特征,往往容易走入地理決定、制度漂移、氣候決定甚至偶然因素等歷史虛無主義的泥沼。因此,霍奇森開篇就明確指出,要把握資本主義的本質特征,必然也必須與18世紀以來生產活動的爆炸性增長相關聯。在霍奇森看來,過于寬泛而松散的“市場”或“私有產權”之類的定義,無助于把握資本主義體制的本質特征,更無助于理解資本主義體制的經濟核心———不斷增長的物品和服務的生產的動力的源泉。事實上,長期以來拘泥于“市場”、“交易”或“私有產權”之類的資本主義定義都忽視了一個根本性的前提條件,即國家的政治權威及建立在此基礎上的法律體系。“財產”或“私有產權”不只是人和物之間的一種關系,也不只是所有者和對象之間的一種關系,“財產”或“私有產權”的“市場交易”涉及的并不是兩方,而是包含國家與法律保障在內的三方主體。

  霍奇森重新定義了資本主義中的“資本”的含義。在他看來,就所考察的時間起點——18世紀以來的爆發性增長,以及這種爆發性的內在動力——財產的可抵押性而言,對資本的定義必須同時滿足五個標準:①使用權可否被擁有或雇用?②是否有一個在這種類型資本的市場上形成的價格?③可否用作抵押物去借款?④可否在出售中把全部所有權轉移給買方?⑤其價值是否可以度量?按照上述標準,傳統的四種關于“資本”的觀念:①作為貨幣或抵押物的資本,②“資本品”,③“人力資本”,④“社會資本”,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定義偏差。例如,貨幣、資本品和社會資本的出現歷史上都遠早于現代資本主義,而人力資本則不具有可抵押性,等等。在《本質》一書中,霍奇森將資本定義為可投資于生產的貨幣,或者人所擁有的、可讓渡的、可抵押的用于生產的財產的貨幣價值。不難看出,霍奇森對資本的這種定義,是將可抵押性放在了一個至關重要的位置,而其隱含之意,則在于強調這種可抵押性建立在法律與國家的政治權威基礎上。在霍奇森的分析中,正是這種可抵押性,才使資本主義的金融體系產生了一種自我裂變式的發展,才使財產權利互相關聯,從而構成了18世紀以來資本主義發展的強大推動力。而這一定義不僅可以對應他所考察的“爆發性增長”時間段和這一時期所發展起來的基于國家和法律基礎的體系框架,而且具有了一種解釋資本主義不平等問題的獨特優勢:資本家的資產可以抵押,但勞動力不可抵押。

  仍然是從法律和國家的基礎性作用出發,霍奇森繼而詳細地考察了企業組織和雇傭關系。他指出,和財產、契約一樣,企業也是歷史特定的、相對晚近的、以國家為基礎的法律體系的結果。而無論是基于生產功能還是基于交易成本的企業理論,都忽視了一個最基本的事實:企業既不是市場的替代,也不是一種類市場的實體,更不是物質資產的集合;企業首先是法律實體,而不只是訂約個體的集合。法律關系和其他因素一樣,都是定義企業本質所必需的部分。企業的法律形式確定了要由企業這一法律實體來承擔與員工、消費者及其他社會成員交易中的法律責任,而所有關于企業組織的關聯實體,包括業務單位、聯合大企業、企業集團、戰略聯盟、供應商網絡、關系契約等等,同樣也都需要基于法律形式。

  對于雇傭勞動這一被馬克思及其追隨者視為資本主義所具有的關鍵特征,霍奇森也進行了批評和補充。在他看來,盡管有足夠的理由將雇傭關系作為資本主義的一個本質特征,但必須認識到雇傭關系的法律含義及其歷史變化。一般意義上的雇傭關系的發展與資本主義在18世紀的驚人發展并不吻合。如果一定要把雇傭勞動作為一個標準來定義資本主義,就需要強調工業雇傭。同時,理解資本主義條件下的雇傭勞動,必須考慮歷史發展中有關于雇傭關系的法律框架的變化,以及與之相應的雇傭與被雇傭雙方的權利和義務的變化。因為從帶有封建強迫關系殘余的早期雇傭,到工人與雇主在表面上的法律平等條件下的勞動力自由交換,以及伴隨著工會力量、民主進程和福利國家制度的發展而逐步形成的現代勞動市場,其間所涉及的雇傭關系的發展,同樣是一個漫長的法律框架變遷的過程。

  至此,霍奇森定義了他所理解的資本主義——一種具有如下六個特征的社會經濟體制:①一個法律體系支持擁有、購買和出售私有財產的普遍個人權利和義務;②普遍的商品交換和包含貨幣的市場;③普遍的生產資料私人所有,企業據此為出售而生產物品和服務,追求利潤;④多數生產的組織是分離的,脫離了居家生產和家庭生產;⑤普遍的雇傭勞動和雇傭合同;⑥一個有銀行制度的發達金融體系,普遍使用可以把財產用作抵押的信用,出售債務。霍奇森將自己的這一定義,與熊彼特的理解——略去了關于雇傭的第5點的S(Schumpeter)型資本主義,和馬克思的定義——減去關于金融的第6點的M型(Marx)資本主義進行了比較。并指出,他的六要素定義只是對資本主義本質的又一種定義,但無論是何種定義,考察資本主義的本質及其發展,都必須把資本主義理解為一個系統。它既是一種全球的、不同國家形式相互作用的系統,也是由國家、企業、社會組織和法律體系構成的復雜系統。資本主義體系的運行、律動和危機均源自不同資本主義間或資本主義不同子系統之間的相互作用。

  根據對資本主義本質的這個六標準定義,霍奇森預言了資本主義的演化與發展趨勢:第一,分工復雜化與商品生產多樣化將始終伴隨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因此資本主義動力的核心將會越來越復雜,也更加知識密集;第二,市場的擴大,正如馬克思所預言的那樣,將在全球范圍不斷發展,而全球經濟的中心將繼續向東方轉移,尤其是隨著中國和印度的興起,經濟權力的這種新架構將使數百萬人脫貧,但也會帶來經濟不平衡和政治不穩定;第三,從法律制度主義的視角看,資本主義過去的動力依賴的是政治、法律、文化和其他條件微妙的制度安排。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日趨復雜化和全球化,這些制度安排的穩定性和有效性將面臨嚴峻的考驗,不排除崩潰的可能;第四,全球趨同于一種模式并非必然,某些趨同正在發生,但由于制度的路徑依賴和互補性的存在,大量不同類型的資本主義仍有可能得到保持;第五,隨著知識和技能的重要性的提高,傳統的勞動雇傭關系將發生微妙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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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楊虎濤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張文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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