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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煦等:回流影響到貧困地區農村兒童認知能力
2019年10月13日 23:08 來源:《中國農村經濟》2019年第9期 作者:黎煦 朱志勝 陶政宇 左紅 字號

內容摘要:運用四川及河北兩省137所農村寄宿制學校的調查數據,實證分析了回流對貧困地區農村兒童認知能力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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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根據201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微觀數據計算,2015年全國流動兒童約3426萬人,留守兒童約6877萬人,受人口流動影響的兒童總數為1.03億人,占全國兒童的38%;也就是說,中國每10名兒童中平均就有近4名兒童會受到人口流動的影響。已有文獻對留守兒童和流動兒童進行了大量的研究。然而,留守兒童和流動兒童這兩種分類,并不能準確地揭示中國人口流動中兒童遇到的復雜情形,其中之一就是已經在城市學習的流動兒童重新回到農村成為“回流兒童”。 

  近些年來,回流兒童的數量不斷增加,主要原因包括制度因素、社會經濟因素、文化和心理因素等。制度方面主要是大城市通過“以教控人”等手段,限制了農民工子女在城市接受義務教育的平等機會。與此同時,各省、市教育部門制定的異地中(高)考政策對農民工隨遷子女報考也有諸多限制。為了更好地應對升學考試,適應戶籍所在地的教材內容,不少流動兒童不得不返回戶籍所在地學校學習。社會經濟方面,由于經濟不景氣、產業結構調整等原因,農民工不得不攜帶子女返回農村。在文化和心理上,流動兒童在城市學校所受到的歧視性對待,使之不能很好地融入當地的學習和生活,形成回流動機。 

  本文使用的數據來源于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和首都經濟貿易大學聯合課題組于201510月在四川和河北兩省開展的貧困地區農村寄宿制學校專項追蹤調查,主要收集學生的身體發育、心理健康、人際關系及學業發展等方面的信息。所調查的五個貧困縣分別位于四川和河北兩省,2015年四川和河北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在全國31個省級行政區劃(不包含港澳臺地區)中分別位于第24位和第19位,并且同年四川、河北省的農村低保占比分列全國省級行政單位的第30、第20位,而調查的這5個樣本縣的低保覆蓋率高于或接近所在省份的平均水平(宋映泉等,2016),因此本文的樣本縣能較好地代表中國東部和西部地區的貧困縣情況。 

  數據說明 

  OLS估計結果顯示,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影響后,回流這一變量的影響通過了1%水平的顯著性檢驗且影響為負,初步表明回流對貧困地區農村兒童閱讀成績存在著統計上顯著的負向影響。回流對學生標準化閱讀成績是否進入年級排名前20%和前50%概率的影響都為負,對學生是否進入年級排名后20%概率的影響為正,且都通過了1%水平的顯著性檢驗。可見,回流不僅會顯著降低農村兒童閱讀成績進入年級中上游(前20%和前50%)的概率,還會增加他們進入年級成績排名后20%的可能性。據此,本文可以初步判斷,回流在總體上會對學生的認知能力造成負向影響。 

  估計結果與分析 

  從各控制變量影響的估計結果來看,在控制了年級的影響后,年齡越大的兒童認知能力越差。調查發現,同一年級中年齡較大的兒童抑郁的風險更高,這為年齡對認知能力的負向影響提供了一個可能的解釋。相比于男孩,農村女孩的認知能力較好。一個可能的原因是,對于小學四、五年級的學齡兒童來說,女孩的身心發育要比男孩成熟早一些,這一早期優勢顯著增強了該年齡段女孩的認知能力。兒童的兄弟姐妹越多,其認知能力越低。不難理解,兄弟姐妹增多會稀釋家中每個兒童獲得的教育資源,從而抑制兒童的認知能力發展,“資源稀釋論”在本文研究中得到驗證。寄宿顯著降低了學生的閱讀成績;父母外出務工狀況總的來說,對兒童的認知能力沒有統計上顯著的影響。除此之外,本文也發現班主任學歷和班級規模對學生的認知沒有統計上的影響。 

  分位數估計結果表明,回流對閱讀能力最差的第10和第25分位群體影響最大,而對閱讀能力較強群體的負向影響則相對較小。自我決定理論認為(Deci et al.1996),基礎較好的學生由于具備更強的情緒調節能力、學習適應能力,他們能更快地融入新的環境,并且基礎較好的學生更容易得到教師的情感支持,進而產生更強的學習動機,使得回流這一負面的環境沖擊對這個群體認知能力的影響較小。 

  上述的估計結果通過了一系列的穩健性檢驗。 

  影響機制解釋 

  家庭—學校—社區環境構成了學生教育的“交疊影響域”,它們共同為學生創造一個成長的環境,對于學生養成良好的學習習慣和態度,實現學習和個人潛能的發展目標有重要作用。據此,本文主要從班級環境和家庭環境做一個初步的分析。 

  第一個可能的原因是教師對回流兒童缺乏足夠的關心和幫助。在影響學生學業成績的班級環境因素中,教師是最為重要的外部變量之一。其中教師的關懷行為是一個重要方面,不僅對兒童的學業成績有直接影響,還通過兒童的學習效能感這一中介作用發揮間接作用。本文估計發現,教師對回流兒童的關心程度顯著低于非回流兒童,并且教師對學生的關心程度會直接影響學生的閱讀成績,這為回流兒童認知能力下降提供了一個解釋。 

  第二個可能的原因是回流兒童受到其他同學的排斥甚至校園欺凌。有研究發現,一旦遭受欺凌,兒童在無法獲得情感支持與慰藉的情況下,更可能把自己的情緒與感受隱藏起來;有些學生甚至會把遭受欺凌歸因為自我問題,有的則會把它看作同伴如何看待自己的一個負面信息,并將這一負面信息整合到自我概念中,從而引發抑郁、焦慮、社會退縮和低自尊等一系列心理健康問題。研究表明,校園欺凌的受害者不僅在心理健康上低于沒有遭受欺凌的兒童,而且他們的學業成績更加低下。本文選用四個指標來測量同學關系,包括欺凌、言語威脅、財物損害和同學排斥。研究發現,回流學生和沒有經歷回流的學生相比,他們更容易遭受校園欺凌、言語威脅、財物損害和同學排斥。這也說明了同學關系惡化可能是回流兒童認知能力下降的原因之一。 

  第三個重要的原因是家庭環境的影響。除了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和家庭經濟收入外,家長對子女的教育期望也會影響子女的學習動機和學業成績。父母對學生期望的影響可以通過是否積極參與孩子的教育活動體現出來。如果父母比較重視子女的學業進步,學生就會刻苦學習,以獲得優異的成績來博得父母的關注;另一方面,也可以通過影響學生自我期望進而影響其學業成績,并且學生自我期望與其學業成績相互影響。分析結果顯示,相對于非回流兒童,回流兒童獲得父母的關心和支持都下降了,并且父母對子女的教育期望對子女的閱讀成績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這也證明父母的支持下降是回流兒童認知能力下降的重要原因。 

  結論與政策啟示 

  由于城鄉戶籍制度沒有從根本上被打破,在城市教育資源和政策約束的限制下,有相當一部分流動兒童在學習的不同階段都會返回農村繼續學業。本文利用課題組2015年在四川和河北兩省五縣開展的農村寄宿制學校專項調查數據,從經驗上考察了回流經歷對貧困地區農村兒童認知能力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回流經歷對貧困地區農村兒童的認知能力產生了顯著的負向影響,表現為相對于非回流兒童,回流兒童的閱讀能力和學業表現(語文成績、數學成績)更差,短期的隨遷外出經歷對于農村兒童認知發展的抑制作用更為明顯。上述結論通過了一系列穩健性檢驗。初步的機制分析表明,兒童回流后,對校園環境的適應上還存在困難,并且父母的關心也有所下降。 

  當前,中國社會階層固化已經引起全社會的高度關注。從政府層面來看,為了防止貧困的代際傳遞,基本的出發點就是保證每個人都有公平競爭的機會,特別是要讓貧困家庭的兒童都能接受公平的有質量的教育。回流兒童的認知能力下降,從制度層面上看,主要是源于二元戶籍制度導致的城鄉教育資源配置的不均衡和價值理念、行為方式的城鄉差異。因此,從長期來看,縮小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差距,是提高回流兒童認知能力的根本舉措。具體而言,本文的政策建議有三點。一是政府需要加快當前的戶籍制度改革,特別是改革異地考試政策,保證農村流動兒童在城市接受義務制教育和參加升學考試的權利;二是農村父母在城市務工時,在不具備城市落戶或穩定生活的條件下,不要盲目將子女帶入城市就學;三是教師和家長應該更加關心回流兒童的學習和情感,使之更快更好地適應回流后的學習和生活環境。 

作者簡介

姓名:黎煦 朱志勝 陶政宇 左紅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張文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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