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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慎看待高等教育領域中各種評價
2019年10月14日 15:34 來源:《清華大學教育研究》2019年第2期 作者:閻光才 字號
關鍵詞:高等教育;教師教學評價;學術水平評價

內容摘要:高校組織以及學術活動的特殊性,又決定了它不可能是一個可以由非專業的外行隨意介入的領域,因此,由專業性機構適時組織相關評價無疑有其必要性。

關鍵詞:高等教育;教師教學評價;學術水平評價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閻光才,山東榮成人,華東師范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長,華東師范大學國家教育宏觀政策研究院教授,研究方向為學術政策與管理、高校教師專業發展。上海 200062

  中圖分類號:G40-058.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4519(2019)01-0001-04

  早在20世紀80年代,圍繞政府對高等教育的管理如何從傳統行政指令的剛性控制轉向宏觀指導與調控,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都有過不少討論,評價作為調控手段之一,就曾被一而再地提起。但是,至少在當時,人們對究竟評價什么、該如何評價、評價結果怎么用,尤其是評價可能帶來什么效應等問題,還缺乏深入的理解與認識。人們一度認為,它是實現政府放權、以評價緩解甚至替代行政剛性指令的不二法門。進入90年代中期特別是21世紀之后,在西方世界乃至各類國際組織極為推崇新公共管理理論,強調質量(結果)、效率與問責的整體氛圍中,我國也正好搭上這班快車。于是,把質量與績效評估結果作為政績業績考察和公共資源分配依據的效率化取向,迅疾成為我國高等教育體制改革與政策調整的重要方向。從本科教學評估到高校辦學水平評估、從學科評估到各種各類工程、研究與人才項目評估、從教師教學評價到學術水平評價,各種評價項目令人眼花繚亂。與此同時,中外各種民間的大學與學科(排行)評價也順應市場需求應運而生,每年各種大學排行、自然指數與ESI各類數據競相出臺,已成為各校心態與情緒起伏的晴雨表。

  評價結果不僅事關機構與學科的地位和聲譽,更關聯到其生存與發展空間,因此如今再來審視,在一定程度上,評價早已不是一種簡單的管理手段和工具,毋寧說是一種政治,又是一種文化。簡而言之,評價會衍生為權力,它不是傳統的剛性行政控制,但其威力卻不見得弱于剛性控制;評價會重塑領導風格、人們的工作與生活方式乃至觀念和信念,在各種標榜客觀、具有可顯示度的指標關注或者說數據所構織的權力之眼下,學術工作方式、價值取向甚至日常話語表達和溝通方式都發生轉換甚至扭曲,譬如,如今學者間最為流行的日常表達句式便是:我中了個某某項目,我發表了某區n篇SCI、SSCI論文……每年年底考核,點數計分,幾家歡樂幾家愁,種種學者已經習以為常的現象,便生動展現了大學中的這種日常生態。

  廣義而言,評價其實絕不僅僅是一種手段,也是人類的一種日常甚至下意識的思維習慣,在日常生活中,為人處世、待人接物,行思坐憶、品物鑒質,評價無時不有、無所不在。在學術界,一所大學的聲譽、一位學者的學品和一部學術作品的質量高下如何,人們通常也自有評判,故而,在此所指的評價顯然并非是廣義的而是狹義上有組織乃至制度化的評價,即俗常中人們所提及的評估。相對于廣義上評價的個體主觀性,有組織的評價更強調客觀中立即科學性原則,因而,經驗上可觀測、可量化乃至主觀判斷的要素化與指標化,就成為其獲得合法性的基本依據。而人們對當前高等教育領域評價所存在的問題和負效應的爭議,其實也正源于此。

  首先,客觀是否可能?一所高校人均經費、占地、建筑面積與圖書擁有量多少,生師比多少、課程開設量等等,這些無疑是可以指標化與量化的,但是人才培養的效果究竟如何,學術創新的水平如何,要做到完全客觀評測卻絕非易事。這主要是因為人的能力表現與學術品質不僅具有內在難以觀測特征,而且其外顯或物化形態的呈現具有滯后性甚至不可預測性的復雜性特點。但要滿足客觀化的要求,就唯有將評價對象的主觀特性盡可能予以量化,舍此別無二途,這也是為何現實之中令人側目的各種計數取向的根由所在。譬如,在學術評價中,為體現客觀性,簡單的論文計數不敷所用,于是就有了引用次數,進而刊物影響因子與各種分區、ESI引用排名等等,計數模型越來越精致化。然而模型再精致化,數據再豐富,如果數據的內涵不能反映學術的內在品質,這種評價就難以做到完全客觀。

  其次,如果評價難以做到完全的客觀化,而評價結果又是與機構的市場聲譽、資源配置、個人的學術地位以及經濟收益建立關聯,那么它就必定成為現實中機構與個體的行動指南與指揮棒。你評價中設置什么指標,我就突出生產什么指標,沒有可以制造甚至編造,有了可以取巧復制,產量上去了,排名進位了,于是政績和業績也有了,但一系列負效應也顯現了:機構特色因為用一把尺子測量而被湮沒了,人才培養的個性化隱而不現了,學術人承擔高風險創新研究的勇氣沒了,大學之中甘于寂寞、一心育才、追求真理的氛圍被功利化氣息沖淡了。其結果便是出現開篇提到的情形,如今大學城中的人們越來越少提及人才培養與學術貢獻,而開口閉口的都是項目、論文、獎項以及帽子等等。

  對于上述問題,其實學術界從來不乏清醒的認知,各種質疑和抨擊之聲也從未停息,但出于“始生之物,其形必丑”“有總比無好”,或者某些偏頗的存在是特定發展階段的必要特征,以及為體現制度與政策實施過程中的程序公正總要付出一些代價,如此種種心態。這些質疑往往被各方評價主體一筆帶過,而少有人會反思這樣一些根本性的問題:評是否總比不評好?哪些事項值得評?如果可評,誰來評和該如何評?是否對評價的風險有充分預估?

  高等教育領域各種評價流行,甚至成為一種政治和文化的背景緣由在于:第一,在近40年我國高等教育放權賦能背景與趨勢下,評價無疑是舉辦者以及管理者強化問責和督促辦學者行為自律的最合用工具;第二,因為越來越關注基于效率取向的市場競爭手段,在針對機構以及個人的非均衡資源分配的大環境中,評價結果自然是實現按績效配置資源最為簡便的參照依據;第三,時下全球高等教育問責過程中對評價手段的推崇,為我國各種評價制度的推行提供了合法且入主流的理由;第四,作為后發國家所特有的趕超意識,我們對國際發表、國際標準、世界排行與國際認可極為青睞,而尤為推崇具有所謂可顯示度的國際量化數據比較和評價,并視其為衡量自身與世界一流水平間距離和國際化水平的重要標尺……如此等等。

  因此,時下各種評價制度的盛行不僅有其適宜的氣候與土壤,而且也不容否認其存在的一定合理性,例如,它們的確在不同領域一定程度上發揮了諸如規范化和激勵性、促進質量保障與提升的功效,國際化的廣度與深度都有所改觀。但是,值得檢討與反思的是,以評價替代剛性控制、放權賦能的目的達到了嗎?現實中自上而下圍繞政府所關注指標的全面動員、指標化任務分解分派、績效計分與按分計酬等現象,顯然讓人對此難以認可與信服,甚至體會到一種有過之而無不及的隱性控制,由于這種控制具有外源性和強制性特點,它很難轉化為內部的自覺與自律;評價作為一種激發競爭的手段,真正實現了資源的合理配置了嗎?恐怕不見得,因為效率的本質是以更低的成本獲取更大收益,而現實之中,越是資源相對充裕,可能資源浪費越突出,更何況,體現為量的增長的效率并不等同于品質的提升。以學術評價為例,大量研究人力財力投入巨大,但為迎合評價需要大多為規避風險的低層次重復性的工作,其論文產出越多,指標越好看,其創新品質可能越成問題。除此之外,眾多有組織的評價本身也是一個成本高昂的過程,它不僅需要相當的財力投入,而且讓迎評者投入了巨大精力,甚至影響了正常工作的有序展開。

作者簡介

姓名:閻光才 工作單位:華東師范大學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畢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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