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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俗學的本土化:緣由、問題與路向
2019年10月12日 10:11 來源:《濟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5期 作者:徐贛麗 張磊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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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提要:本土化議題近年來頗受學界關注,但作為一門有著本土淵源的學科,中國民俗學界對此較少討論。從學術理路出發,結合民俗學的當下情境來看,民俗學面臨著由傳統民俗學向現代民俗學的學科轉型,在此過程中本土化是學科發展的必然選擇。但是,民俗學的本土化還面臨著本土概念建構的無意識性與國際視野不夠深、廣、新的雙重短板。民俗學本土化的探索和嘗試,有待于學術共同體的繼續努力。

  關 鍵 詞:本土化/國際化/民俗學/學科轉型

  作者簡介:徐贛麗,張磊,華東師范大學民俗學研究所。

 

  在中國當下的社會科學研究中,“本土化”是一個備受關注的熱點,相較于社會學、人類學等相鄰學科,國內民俗學界對本土化問題不太重視。在國內學術界熱議“本土化”的背景下,民俗學需要反思自身學科發展有沒有本土化的要求,即民俗學本土化的目的和必要性,以及如何實現的問題。本文從當下語境來討論社會科學本土化所應有的內涵,并反思民俗學本身的特征,指出民俗學需要由傳統民俗學轉向關注社會日常生活的現代民俗學,本土化是民俗學學科轉型的必然選擇,并由此反思民俗學本土化實踐所帶來的一系列相關問題。

  一、如何理解本土化問題

  社會科學的本土化并不是一個新話題,從20世紀30年代孫本文、吳文藻等學者對“社會學中國化”的實踐,到80年代港臺學者對社會科學研究本土化的倡導,再到如今國內學界和媒體對學術話語體系的建設、中國特色以及中國社會科學的美國化危機等問題的廣泛討論,近百年來不同時期都有關于本土化的倡議和討論。雖然很多學者都采用了“本土化”或者“中國化”的說法,但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下,各自對本土化的界定和內涵并不一致,甚至出現了大力倡導和尖銳批評的兩極態度。

  有學者將中國社會科學的本土化主張歸納為五類:一是學科引入/應用論,引介西方理論應用于中國。在社會學剛剛被引入中國時曾有過這樣的討論。二是理論檢驗/修正論,以中國的材料來檢驗、補充和修正西方理論命題。孫本文曾倡導過這一方向,八十年代重建社會學時也有人提過這類倡議;當然,八十年代的這種倡議更像是在特定意識形態影響下為保護剛剛重生的社會學科而采取的一種話語策略。三是問題意識本土論,強調社會科學研究應該體現獨立的本土問題意識,不能盲目追隨西方的議題潮流。四是社會/文化特殊論,核心在于強調中國社會現實與文化的特殊性,以梁漱溟為代表,強調中西方文化之間的差異,重視中國社會特殊的歷史和文化背景。五是文化/學術自主論,倡導實現文化自主與理論自覺,建構自己的話語體系,以鄭杭生為代表,提出要建立有中國氣派的社會學①。

  本土化的主張中還有一類,從東西文化沖突和守護本土文化角度入手,強調要打破西方文化和學術霸權,爭奪學術話語權,以及中國作為崛起的大國應該謀求與自己經濟地位相匹配的學術地位②。對某些隱含著中西對抗意味的本土化主張,有學者提出強烈批評,認為這些主張反映的是對近代以來中國創傷記憶的自卑性撫慰以及“天朝心態”在學術研究中的延伸,由此指出,某些打著后殖民主義名義的本土化主張本質上是偽命題③。

  倡導學術本土化的學者們主要基于本土研究對象的特殊性④、西方理論在中國語境中適用范圍有限⑤、學科獨立發展要求⑥、面向中國現實需要⑦等理由。面對西方話語的壟斷地位,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臺灣率先掀起了社會科學本土化研究的熱潮,其中以葉啟政對本土化的思考最為深入,他對實證主義掛帥的社會科學研究提出了批評,認為需要走出方法論的面向,從認識論乃至存有論的面向上來思考本土化,指出“中國化”不是學術研究的“區域化”,也不是要與西方學術進行抗擊,而是努力提升中國學界,使之能夠被納入到世界知識生產體系之中,為“人類的文明企圖于西方文化傳統之外提供另一條可能的路徑”,本土化的意義在于“可使源自西方之知識體系中的存有論上的種種預設,得以因從另一文化脈絡為基礎的身心狀態去理解,相對地較有被披露、批評與重構的機會”⑧。

  面對當下日漸高漲的本土化呼聲,有學者進行了反省。如陳映芳指出,對本土化或在地化的討論,都是從“西方—中國”的對立結構而來,并且社會科學在被引入中國以后都成為了以中國現實需要為導向,以人類社會作為研究對象的、被窄化為“為現實之需”的中國研究,這樣一來,缺乏對人類社會的命運和普遍問題的關懷和興趣,故而也難以深層次把握社會理論的普遍性意義,無法真正地詮釋本土社會的特殊性,從這個角度來看,有必要去質疑本土化論題和在此基礎上提煉的特殊性知識對人類社會和社會科學產生的意義⑨。因此,本土化與全球化、知識的特殊性與普遍性這兩對矛盾關系是思考相關問題首先要權衡的。

  雖然學界對本土化的討論并沒有達成共識,但無論是支持者還是反對者,大多數學者都指出了一個要點,即學術研究的本土化是在全球化語境下提出的。在當今社會,全球化與地方性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關系,文化的混雜化隨處可見,本土化的語意需要有新的理解。王寧指出,我們應該順應文化全球化的大潮,同時在不損害本民族文化的前提下利用全球化來擴大我們文化的影響,通過與國際社會的交流和對話使得中國的文化研究真正與國際接軌⑩。從這個意義上講,本土化并不應該是對西方學術的反動,而應是在扎實、規范的學術研究基礎上提煉、建構相應的概念和理論,在全球性的交流對話中不斷完善,最終的目的應該指向對人類整體的關照和推進社會科學研究的發展,在人類的知識生產中貢獻力量。學術的本土化,不是中西方的文化對抗,也不是國內學界閉門造車,而應以國際化、全球化為參照,以求知為目的,只有全面了解國外學術界的動向,才能懂得何為本土所有,并在國際交流和對話中發現自己的獨特性并發明自己的話語,進而為世界貢獻自己的思想和知識。

  二、民俗學為何要本土化

  以上民俗學學科之外學者們對本土化問題的討論,對我們是有啟發性的;但中國民俗學也有自己的特殊性。戶曉輝曾批評,那些建立中國特色的民間文學理論或民俗學派的主張,主要是出于對文化身份和國際學術地位喪失的一種擔心或憂慮,本質上是一種情緒防御和固守本土主義價值觀的一個必然姿態,而不是基于對學科發生、發展的內在過程的考察(11)。在民俗學領域內討論本土化,首先面臨的一個問題就是從學理上反思民俗學有沒有進行本土化的必要性。

  “本土化”從字面意義理解本身就隱含著一層外來知識體系逐漸進入本土社會的涵義,而在社會科學領域內,民俗學通常被認為是最具本土色彩的學科,因為從學術淵源和研究范式上來看,與社會學、人類學等西方“舶來品”不同,民俗學在學術淵源上承接了中、西兩種學術傳統。作為學科概念的folklore一詞是1846年由英國學者湯姆斯(W.J.Thomas)提出的,原意即是“民眾的知識”,在初期被視為一種研究人類蒙昧時期和野蠻時代文化遺留物的學問,英國早期的民俗學家博爾尼(Char Lotte Sophia Burne)在《民俗學手冊》中強調民俗學的重點在于關注人們的精神活動與心理表現(12)。這一套學科概念和知識框架本身源自西方,而進入中國以后與中國的本土概念“民俗”相對接,作為學科概念的民俗學與作為研究對象的中國本土概念的“民俗”或“風俗”之間產生了混雜。許多民俗學者在回顧中國的民俗研究史時,都會上溯到周天子“觀風問俗”的時代,似乎在學術淵源上民俗學承接了數千年的“采風”傳統。中國民俗學由歌謠征集運動發端,國內學者還一度將folklore翻譯為“謠俗學”(13),與中國古代“觀風問俗”有了更為貼近的聯系。趙世瑜指出,作為一門現代學科的中國民俗學,其誕生既承接了中國歷史上重視民俗現象的學術傳統,又受到了西方民俗學知識傳入的影響,前者是學科產生的學術基礎,后者是其思想動力(14)。在相當長時間里,民俗學關注的內容都集中在口頭傳統、民間文學方面,民俗學者們也一度希望能夠發掘以往被輕視的底層民眾的口頭傳統,從中發現能夠用以構建新的民族精神的資源。民俗學曾深受民族主義、浪漫主義的影響,是建構民族國家精神的學問。與人類學的異文化視角不同,民俗學的一個重要立足點即在于對本土文化的自我表征,從研究對象上來看,民俗學所關注的都是最具本土特色的內容。戶曉輝也指出,民間文學是外來理論與本土傳統相互碰撞和對話的產物,本身就天然具備“中國特色”(15)。從學術范式上來講,傳統的民俗學研究范式,沿襲采風的做法,將一種民俗文化事象,從生活情境中抽離出來進行靜態描述,并對民俗事象追本溯源,總體而言是一種“向后看”的歷史取向的研究,并且重資料搜集、描述而輕分析、闡釋,這種學術范式的確立與中國本土的人文學術傳統密不可分。從這兩個角度說,民俗學似乎具有天然的本土性,并不需要討論“本土化”。

  如果民俗學只想延續本土生發的歷史取向研究路徑,那么就不存在本土化的需求;但是隨著社會文化的劇烈變遷,傳統的民俗學面臨嚴重的困境:一方面傳統社會秩序與民眾生活方式的變遷使民俗學原本的研究對象日漸凋零。另一方面,民俗學原有的對民俗文化事象進行靜態描述的學科范式面對當前劇烈的社會變遷沒有足夠有力的學科解釋力和話語。而且,與其他學科相比,民俗學學科的發展歷程更為曲折:受學術環境與學術倡導者的意識因素影響,也受政治環境與學術體制影響,民俗學在學科定位上一直曖昧不明,搖擺不定(16);面對紛雜的民俗事象,民俗學者們對于“民”和“俗”這對學科基本概念的把握與認知,一直處于變化之中,關于民俗學的對象、研究范圍等學科基本問題的爭論也不絕于耳;面向日常生活的整體性研究仍在艱難探索之中。

  面對這種危機,國內民俗學界一直在反思如何推動民俗學學科的轉型,探索新的研究方向與研究范式。就當下而言,民俗學面臨著由傳統民俗學向現代民俗學的轉型,這是討論民俗學本土化的背景,也是其必要性的來源。關注日常生活、強調解析生活意義的“日常生活轉向”是現代民俗學發展的一個可能路徑,即將學術目光投向日常生活整體,關注當下、關注情境性和過程性,從對文化的意義闡釋轉變為通過文化來解讀生活的意義(17)。反觀國內民俗學界推進學科轉型所做的努力,可以發現眾多學者倡導現代民俗學的立論基礎并不僅僅來自于學科的本土傳統,而是借鑒了國外民俗學發展的經驗,引入了國際學界的理論、方法和概念。民俗學的發展需要與國際同行交流,這既是一條捷徑,也是必由之路。從這個角度看,民俗學轉型需要借鑒國外民俗學的理論、方法和經驗,那么本土化問題自然擺在了國內民俗學者的面前。簡言之,民俗學的本土化議題與學科轉型之間有內在的實質關聯性,二者根本上是一致的:本土化是學科轉型的路徑,學科轉型是學科本土化的目標。從學理上來看,民俗學的本土色彩與民俗學學科的本土化要求是兩個不同的范疇,民俗學所面臨的學科轉型使得本土化成為學科發展的必然要求。

作者簡介

姓名:徐贛麗 張磊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馬云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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