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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戲話語的歷史轉換
2020年04月05日 19:17 來源:《外國文學》 作者:王炳鈞 字號

內容摘要:

關鍵詞:

作者簡介: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s of the Play Discourse

  作者簡介:王炳鈞,四川外國語大學德語系,重慶 400031;北京外國語大學外國文學研究所。北京 100089

  原發信息:《外國文學》第20186期

  內容提要:如同很多文化現象一樣,游戲在歷史進程中,被不同的觀察視角理解、界定、闡釋。游戲或被看作是嚴肅的對立面,或被理解為有別于勞作的消遣或教育的手段。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游戲或因迎合社會秩序的運作機制而被推崇,或因其非生產性所具有的顛覆性而遭到排斥。在文學領域,它不僅限于文字游戲,同時也被視為生成自由空間、獲得審美經驗的可能。隨著生存的符號化、數碼化的不斷加劇,游戲波及、占據生活領域的范圍更加擴大,對人的生存、感知與交往方式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

  Like many other cultural phenomena through history,play has been approached,defined and comprehended from a variety of perspectives.Based upon the historical context,play has been worshiped for its conformism with the social mechanism,or in other cases excluded from mainstream for its subversive potential due to its unproductive nature.In literature,play is not only confined to language games but also viewed as a possibility to access moment of freedom and aesthetic experiences.With the increasing symbolization and digitalization of the modem life,play has consumed more and more of the living space with profound influences on the existence,perception and social interaction of people.

  關鍵詞:游戲/文學/嚴肅/勞動/偶然性/審美  play/literature/earnest/work/fortuitous/aesthetic

 

  當今,隨著新媒介的發展、業余時間的增多,游戲更加強勁地占據著人的休閑娛樂空間,成為打發時間的重要手段,或者說游歷虛擬世界的強迫癥。加之,商業利益的驅動加劇了游戲群體化、個體化的規模,身體在場的互動逐漸被邊緣化,轉換為虛擬空間的活動。與此同時,身體的符號化不斷增強,在演示中成為游戲的基本道具。身體精神二分法的顛覆、所指與能指的脫鉤,揭示了意義建構的偶然性、表演性,在這種發生于上世紀末的述行文化轉向進程中,游戲的文化建構因素受到格外重視。這種態勢不僅將研究目光聚焦于游戲在當下的功能,也導致了經典游戲理論的重新發現與接受。其中最重要的當屬荷蘭文化學者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發表于1938年的《游戲的人》(Homo ludens)。

  在赫伊津哈看來,游戲不僅先于文化而存在,而且始終伴隨滲透著文化(4)。而這種將游戲視為文化起源的論點并非全新,早在古希臘,赫拉克里特、柏拉圖就把人的起源歸為神的游戲,后來尼采、海德格爾把世界運作看作游戲的觀點也或多或少地沿襲了這一脈絡。赫式論著的重要之處,在于對游戲話語產生了深重影響的另外一條脈絡的批判,即對游戲與嚴肅對立看待的觀念的否定。在他看來,嚴肅是與游戲不相關的范疇。他寫道:“在游戲中,我們可以在低于嚴肅的水平下運作,如兒童所為;但我們也可以活動在高于嚴肅性的水平上——在美和神圣的王國中”(21)?!罢鎸嵶园l的游戲也會是甚為嚴肅的。游戲者能忘卻身心地游戲,這‘僅僅’是一種游戲的意識被擲入背景。與游戲緊密相連的興致不只卷入緊張,也進入高昂。浮興與神秘是游戲運作的一對支柱”(23)。赫伊津哈所針對的是始于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的對游戲的貶低。

  柏拉圖從他的模仿論出發,不僅將游戲與真實或嚴肅對立起來,而且把作為模仿的文學視為一種“不能當真”的游戲(623)。在《尼各馬科倫理學》中,亞里士多德同樣將游戲與嚴肅的活動對立起來看待,游戲充其量是服務于嚴肅活動的間歇,在他看來,“游戲是為了嚴肅地工作”。如此,嚴肅的活動也就構成了他的倫理學的基礎,幸福的基礎不是游戲,而是勤勞:“幸福生活離不開勤勞,但卻不在游戲之中。我們說勤勞勝于娛樂以及和游戲有關的事情。我們認為一個人越是高尚,他的活動也就越是嚴肅,所以一個高尚人的活動,其本身就是優越的,從而是幸福的”(226)。這樣,“作為游戲的藝術,同樣也是生活進程中必要的間歇”(Wetzel 582)。

  而在基督教中,勞動同樣是倫理學的基礎。在天主教的觀念中,獎懲的原則構成了理性法治的基礎,基督徒與上帝的關系是由酬勞與報應的關系支配的,沒有勞動就沒有恩賜。然而古希臘式的追求和諧的游戲觀與這種秩序并存。古希臘以及羅馬游戲形式的主要特點是集體聚會與競技型的,是一種結合了體育和戰爭形式的表演。這種被稱為agon的游戲形式原意為“聚會”,它源于宗教膜拜儀式,同時又與民間節慶相結合,強調的是取悅觀眾的“節慶與交往特點”(Wetzel 582)。而與這種和諧的游戲模式不同,新教所突出的是一種“佯謬的運動”(Schultz 215)模式,一種唯獨通過上帝的賜福達到圓滿的運動。路德(Martin Luther)在他的《創世紀講座》(“Genesisvorlesung”)中寫道:“上帝處處都習慣于引入又引出地獄,讓你迷惑又給你慰藉,讓你死又讓你活。他循環往復地與他的圣徒玩著這種游戲”(qtd.in Schultz 214)。同樣,人在實施這種生與死、貧與富、悲與歡的佯謬的運動中,也采取這樣的游戲姿態。韋伯(Max Weber)在分析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的關系時,也把將職業理解為上帝交付的“使命”的觀念看作是這種宗教意識的內化(52-56)。在美學上,伽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則將這種循環往復的游戲運動特點看作是獲得審美經驗的基本途徑(“ ” 126)。

  在中世紀,以教育為目的宗教戲劇與源自非宗教的民間游戲形式構成了雜糅的游戲態勢。原始的、怪誕的、異質的形式與出自文明的真善美的形式并存,以致巴赫金(Michail M.Bachtin)可以說“意識狂歡化”(318)。

  隨著文藝復興的開始,占主導地位的宗教戲劇逐步讓位于獲得理性主體地位的人所生成的游戲世界。所謂“世界劇場”概念所表現的一方面是基于游戲特點之一的“裝扮”,即通過化妝、面具掩飾自己的真實身份,通過表演在無限世界中為自身定位,嘗試對應展現于游戲中的偶然性。無論是莎士比亞式的戲劇還是意大利的情景劇所表現的矛盾性、多樣性都構成了顛覆中世紀一統秩序的因素,這種游戲特點為擺脫宮廷戲劇的規范約束、結合民間戲劇特點嘗試超越等級界限、協調正在興起的市民階層提供了可能。

  如果說角色扮演是戲劇的傳統特征,那么將角色扮演引入敘事作品則為人文主義對教會機構與世俗的諷刺批判提供了良好的庇護。荷蘭人文主義神學家伊拉斯謨(Desiderius Erasmus)發表于1509年的《愚人頌》,正是借助游戲的特點,展開了對其所處時代的辛辣諷刺。他并不像后來《少年維特之煩惱》(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s)的作者歌德和《狂人日記》的作者魯迅那樣,通過一個編者的介入來保證所講故事的“客觀性”,而是直接讓擬人化的愚笨登場開始她的論說。如此,面具與“真實面目”相互交錯,瓦解了安全可靠的敘事與接受視角(Matuschek 54)。對此,游戲因素起了重要作用,角色偽裝下的愚笨承接了愚人的傳統,以輕率、詼諧、諷刺的筆調援引古希臘羅馬與圣經的嚴肅話題,以致愚人的論說與嚴肅的真理混雜在一起,難解難分。作為該書的前言,伊拉斯謨把寫給莫爾(Thomas More)的信放在了正文之前,他寫道:“我發誓,我一生中樂莫大于與你交往。也正因為這樣,我以為自己在這方面能做點什么,無奈時不我與,難以對問題做認真嚴肅的思考,所以我寫《愚人頌》以自娛”(1)。而這里的“自娛”在拉丁語原文中正是ludere(游戲)一詞。如此,將他的這種寫作策略稱為“首個明確的文學游戲理論”(Matuschek 56)不無道理。而真正將游戲作為審美的潛力將在18世紀得到重視。

  隨著啟蒙運動的展開,市民社會的經濟、道德的標準成為評判游戲的基本尺度。符合啟蒙思想、符合理性或者說數學原則的游戲得到了推崇,如象棋、臺球等,而像用于賭博的骰子游戲則被視為傷風敗俗而遭到貶斥( 11)。發現童年、主張實施教育改革及依照兒童的自然天性培養其成長的法國哲學家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也參與到對游戲的評判劃分之中。他在發表于1762年的小說《愛彌兒,或論教育》中,一方面要求“要愛護兒童,幫他們做游戲,使他們快樂,培養他們可愛的本能”(72),因為他在游戲中看到了符合他回歸自然的教育理念的功能:“愛彌兒是在農村兒童和野蠻人所享受的那種自由中撫養起來的,因此,當他一天天長大的時候,也就有他們那樣的變化和舉止。所不同的是,他的活動不只是為了玩或為了生活,他在工作和玩的過程中還學會了運用思想”(460)。另一方面,小說中“只是偶爾下一盤棋”的薩瓦省的牧師則對不能促進理性思維的游戲大加否定:“一個人之所以喜歡賭博,是由于他的貪婪和生活的無聊;這種愛好只有那些心靈空虛和不用頭腦的人才有的”(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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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王炳鈞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李秀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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