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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美國化的歷程及其對構建中國特色社會學的啟示
2020年01月08日 10:28 來源:《社會學研究》2019年第1期 作者:陳心想 字號

內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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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簡介: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

  內容提要:回顧社會學美國化的歷史,借鑒其經驗和教訓,對建構中國特色社會學學術體系具有特殊的價值和意義。本文就社會學美國化的歷程從三個方面加以梳理:社會學早期發展與經濟學和統計學的關系,以統計技術和科學地位作為合法性的學科獨立,以及“范式”概念受到的挑戰與多元化的社會學取向的形成?;谏鐣W美國化的經驗和教訓,本文提出對構建中國特色社會學三個方面的重要啟示:一是在學術體系中的理論話語上,要以社會學的學術立場,回應中國和世界的時代重大命題;二是在社會學作為學科的方法定位上,要重視實質性問題,避免極端量化科學主義;三是社會學學術體系要具有開放包容性,實現學者學術地位與公共影響的相互促進。

  關 鍵 詞:社會學美國化/中國特色社會學/學術體系/學科合法性

  標題注釋:感謝許倬云、邊燕杰、謝宇、伍國、陳柏峰、張龍等師友的評論和建議。文責自負。

  1979年,中斷近三十年的社會學在中國重建,迄今已經歷近四十年的發展,成就非凡。社會學從歐洲到美國扎根成長,經過了近一個世紀,形成了美國風格的社會學,也即美國化的社會學,從而使美國成為世界社會學的重鎮,影響甚至主導了世界社會學學科的發展。新時代中國社會學的定位是建構具有中國特色的學術體系,因此,回顧梳理社會學美國化的歷史,借鑒其經驗和教訓,對建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學學術體系具有特殊的價值和意義。筆者擬就社會學美國化的歷程及其對建構中國特色社會學學術體系的啟示做一梳理和分析,把一些不成熟的想法總結一下,以期拋磚引玉,供大家批評和討論。

  一、社會學美國化的歷程

  社會學的三大經典奠基人馬克思、韋伯和涂爾干皆為歐洲人。美國社會學創立是從歐洲學來的,存在著社會學美國化的問題。社會學美國化的歷程總體而言,就是社會學在美國獲得合法性的過程。作為一門草創的社會科學,社會學的合法性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的追求:社會學是科學的(scientific),這是最優先的訴求;社會學是有用的,可以參與公共話語和政府社會項目,這也是社會學存在的合法性必不可少的。圍繞著這兩個追求,一代一代美國社會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出發,參與了社會學美國化的過程,在特定時空下不同角度的碰撞造就了美國社會學的格局和特征。

  美國第一代社會學領軍人物萊斯特·沃德、威廉姆·薩姆納、富蘭克林·吉丁斯和阿爾比昂·斯莫爾等人都不是社會學科班出身。到以奧格本等人為代表的美國第二代社會學人開始致力于社會學的美國化。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有兩點促成了美國化的社會學,一是美國實用主義哲學(Mills,1969;趙鼎新,2018),一是科學化(Haney,2008)??茖W化是以統計學技術的發展為依托的統計量化分析。大力提倡并極力鼓吹科學化的中堅人物則是以《社會變遷》(Social Changes:With Respect to Culture and Original Nature)而著名的奧格本。

  注重運用統計學知識和量化方法,以達到社會學的科學性是美國社會學的最重要特征。這一特征從美國社會學的開創時就已種下基因,并通過發展過程中諸多社會歷史因素的推動和促進,到20世紀60年代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戰是美國社會學發展中的分水嶺。美國社會學從19世紀80年代開始從歐洲引進社會學思想,直到二戰爆發之前,是其創立和羽翼漸成期。二戰爆發時,各高校社會學系基本完成了獨立門戶,而不再依附于其他系(主要是經濟系)。同時,社會學年會也與其他學科年會分開,社會學作為一個職業真正實現了獨立門戶(Young,2009)。二戰后,社會學為自身作為獨立學科存在的合法性而奮斗,加速了量化研究的進展和對科學性的訴求(Haney,2008)。我們先來看二戰前的美國社會學創立和羽翼成長階段。

  (一)美國社會學的創立與初步發展:與經濟學和統計學的親緣

  1.為什么初創期社會學設在經濟系?來自歐洲的兩個思想根源

  從美國社會學起源史看,與其說社會學在美國學科化是從統計學和歷史學兩個學科排除的領域轉換而來的(Turner,2007),不如說是從經濟學和統計學兩個學科領域轉化而來的(Young,2009)。原因主要在于雖說是歷史學學科,但主要是歷史經濟學,即德國經濟學傳統的制度主義學派。而經濟學的計量方法和統計學的量化技術給美國社會學從草創期就打下了量化方法的深深烙印。美國社會學最初是設在經濟學系里的,如果不是回顧社會學史,我們現在很難想象經濟學系曾是社會學的母體。美國社會學的量化方法和科學追求要追溯到第一代社會學人中堅分子富蘭克林·吉丁斯。吉丁斯于1894年在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系被聘為社會學教授,雖然是一位主要靠自學成才的社會科學家,但在美國經濟學會里得到了很大的榮耀和尊重,并且是統計學會的研究員(fellow)。在吉丁斯的帶領和經濟學系頂尖教授的幫助下,哥大成長為美國社會學的領導中心(Young,2009)。

  楊格(Young,2009)根據美國各個社會學系在1920-1939年間所培養的博士生的總數排出前20名,考察這些精英社會學系的起源,統計結果顯示其中17個(85%)都是從經濟學系開始設置社會學課程的。另外三個中,一個是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1894年獨自建系起步,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獨立的社會學系。但這是一個半偶然的事件,主要是為了聘用斯莫爾(Albion Woodbury Small)入職芝加哥。斯莫爾在德國學的是歷史經濟學,并在美國經濟學會創建人政治經濟學巨擘理查德·伊利(Richard T.Ely)手下拿到博士學位,也就是說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的創辦人和首任系主任是經濟學家出身。另外兩個不是從經濟學系羽翼下發展而來的社會學系皆為教會大學,重在社會學的“社會工作”一面,但后來都失去了影響。從經濟學系羽翼庇護下成長的社會學系,是主流的哥倫比亞模式(the Columbia model of sociology)。哥倫比亞大學在1924年才把社會學從經濟學系獨立出來,成立社會學系(Young,2009)。

  楊格(Young,2009)把美國社會學從經濟學系或政治經濟學領地創立直到二戰爆發之間與經濟學的分道揚鑣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贊助期(the era of sponsorship:1880-1906)。也即在1906 年美國社會學會(American Sociological Society,于1959年更名為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以下均稱“美國社會學會”)創立之前,社會學人都是在經濟學會里活動,加入的是經濟學會。1905年成立的社會學會的發起人查爾斯·韋迪茲(Charles Veditz)是喬治·華盛頓大學經濟學教授。在美國經濟學會的幫助下,9名社會學家核心積極分子安排部署了社會學會成立活動。而這9名社會學家中,只有1人不是經濟學會會員,且其中7人研究生期間接受的是經濟學訓練,4人曾經或即將成為美國經濟學會的核心領導。比如吉丁斯就曾經出任美國經濟學會副會長。

  在美國社會學會成立后開始了20年的與經濟學會的合作期(1906-1936)(Young,2009),這是第二階段。在這個階段主要是通過與經濟學會聯合開年會的方式進行合作。比如從1906年到1935年,30次年會中有21次是聯合開的,占70%,兩個年會開在同一時間同一地點,甚至會長演講也是聯合的,雙方一起聆聽。但是從1930年到1950年這個階段,社會學與經濟學經歷了20世紀30年代合作的高峰期后漸行漸遠,到二戰爆發時基本上實現了社會學的完全獨立,年會再也不是同一時間同一地點聯合召開,而是各開各的,會員也各自分開,共享會員越來越少(Young,2009)。

  簡要回顧這些美國社會學與經濟學關系的歷史,是為了說明美國社會學的背景和經歷,以便于理解社會學的美國化。這時我們會問:為什么早期美國社會學會在經濟學系羽翼下創立并發展開來?回答這個問題,就要回顧社會學從歐洲飄海越洋到新大陸時候的情況。美國社會學來自歐洲的源頭有兩個,分別是英國斯賓塞社會學思想和德國的歷史經濟學(historical economics)(Young,2009)。斯賓塞社會學深深扎根于市場的比喻:社會也是競爭和分工。斯賓塞思想資源更多地來自經濟學,受到亞當·斯密和馬爾薩斯的影響,他本人曾經在《經濟學人》(Economist)雜志做了五年編輯(Coser,1971)。德國的歷史經濟學與馬歇爾經濟學以及后來的凱恩斯經濟學不同,歷史經濟學強調制度,屬于制度主義經濟學派。制度主義強調傳統、習俗、思維方式等,與社會學的研究更為親近,也被稱為社會學的經濟學。這一制度主義經濟學在經濟學領域的存在,再加上斯賓塞強調競爭與分工的思想,使得經濟學人認為社會學可以拓寬經濟學的領域。作為經濟學的一個分支,社會學受到了支持和重視。但是,到了20世紀30、40年代,美國經濟大蕭條,羅斯福新政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問世,政府干預、調整利率和就業的思想使得制度主義經濟學在經濟學領域的領地逐漸萎縮,地位式微,而新古典經濟學的勝利讓社會學在經濟學領域再也難以抬頭。換句話說,經濟學內部的新古典和制度主義之間的矛盾曾經讓社會學得到過經濟學系的庇護,獲得支持與合作,而隨著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的勝利,經濟學內部這一大矛盾消隱,造成社會學最終與經濟學分道揚鑣(Young,2009)。

  2.美國社會學的量化傳統與統計學的早期親緣關系

  量化研究和統計學的運用是美國社會學草創時期就立下的傳統??卓撕椭x宇對美國社會科學的統計學轉向曾做過深入的探討,在19到20世紀的世紀之交,哥倫比亞大學掀起了社會科學的統計學轉向,心理學的詹姆斯·麥基恩·卡特爾(James McKeen Cattell)、人類學的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經濟學的亨利·穆爾( Henry L.Moore)以及社會學的富蘭克林·吉丁斯(Franklin H.Giddings)這四位社會科學先驅是各自學科統計學轉向的代表(Camic & Xie,1994)。人類學和心理學領先一步,社會學和經濟學緊隨其后,把歐洲發展起來的統計方法應用到各自的學科;因為彼時學科之間界限模糊,作為“新來者”(newcomer),社會學和經濟學學者們畫出邊界,取得學科合法性則是關鍵工作(doing boundary work to legitimate their disciplines)( Camic & Xie,1994)。故而對社會學而言,在這一背景下,以吉丁斯為代表的學者向心理學和人類學學習,采用了為社會學獲得學科合法性的統計學轉向策略。

  在吉丁斯為其弟子奧格本等推出的第一本研究生培養手冊中,就定下了量化社會學的要求(Bannister,2014)。其中畢業于1911年的兩位博士威廉·奧格本(William F.Ogburn)和斯圖亞特·查品(Stuart Chapin)為未來的社會學量化研究發揮了極其關鍵的作用,奧格本尤為突出。社會學與統計學的親緣從奧格本個人經歷中也可見一斑,他在1929年任社會學會會長,1931年任統計學會會長,而且曾擔任《美國統計學會雜志》編輯(1920-1926)(Abbott,1999;Odum,1951)。社會學與統計學的親密關系還可以從兩者當時聯合開年會情況看出。根據楊格(Young,2009)的統計,自美國社會學會成立后的1906年第一次開年會到1935年的30次年會中,有19次是與統計學會聯合的,占63%,僅次于與經濟學會聯合次數。排在第三位的是政治科學,僅為8次。而人類學和心理學這兩個我們現在認為與社會學比較近的學科,則一次也沒有。彼時這兩個學科與社會學距離很遠,幾乎不相往來,二戰前,社會學幾乎沒有在這兩個系里開課。

作者簡介

姓名:陳心想 工作單位: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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