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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視角下的貧困研究新動態
2019年11月19日 16:16 來源:《經濟學動態》(京)2019年第1期 作者:方迎風 字號
關鍵詞:貧困/貧困者行為/政策評估/精準扶貧/行為經濟學

內容摘要:

關鍵詞:貧困/貧困者行為/政策評估/精準扶貧/行為經濟學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貧困依然是世界各國發展進程中無法回避的重大問題。隨著各國扶貧的深入,扶貧難度越來越大,傳統的貧困研究已無法滿足當前扶貧工作的需要,亟須有新的突破點,行為經濟學和實驗經濟學的發展為貧困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研究發現,個體的行為選擇會因為貧困而受到約束并產生偏差,進而影響個體及其家庭成員的發展,形成持久性貧困、代際貧困、貧困聚集等各種貧困均衡狀態。扶貧政策也會與貧困者行為相互作用,政策對行為有激勵效應,行為效應又會反向影響政策的減貧效率。因此,本文認為,行為選擇是影響貧困動態變化的重要內在驅動機制,貧困者行為干預是實現精準扶貧和精準脫貧的長效機制。

  關 鍵 詞:貧困/貧困者行為/政策評估/精準扶貧/行為經濟學

  項目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規劃項目“中國農村貧困的動態變遷研究:基于社會相互作用效應的視角”(18YJA790021)和中央高?;究蒲袠I務費專項資金資助項目“中國農村精準扶貧的長效機制研究”(2018QN017)。感謝匿名審稿人提出的修改意見,文責自負。

  作者簡介:方迎風,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郵政編碼:430072,eco_yingfeng@whu.edu.cn。

  一、引言

  貧困是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始終存在的重大問題,貧困研究也始終貫穿于經濟學、社會學等各學科的發展。雖然世界減貧取得了顯著的成績,如貧困人口(以2011年購買力平價計算的每天1.9美元的國際極端貧困線以下人口)比例從1990年的近4/10降至2013年的1/10。但是,全球仍有超過7.67億人生活在每人每天1.9美元貧困線以下①,扶貧道路依然很漫長。隨著世界各國扶貧工作的深入,扶貧難度也越來越大,貧困主體越來越集中化,貧困特征越來越顯性化,傳統的貧困研究已無法滿足當前扶貧的需要。實驗經濟學和行為經濟學的興起為傳統的貧困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Bertrand et al.,2004;Banerjee & Duflo,2009)。將行為分析融入傳統的貧困研究中,能使貧困研究跳出“貧困是什么”的貧困特征問題,轉向“為什么貧困”的貧困動態問題。從“貧困是什么”出發的傳統貧困研究實質上都是靜態分析,其結論具有事后性特征,非常不利于貧困的動態監測,不利于貧困的前瞻性預測,不利于提高扶貧政策的效率,甚至可能使政策導向產生偏誤。

  傳統的貧困研究主要以貧困測度為基礎,分析貧困特征以及政策的減貧效應。貧困測度與識別至今還沒有、也很難跳出Sen(1976)和Foster et al.(1986)提出的方法體系。在Foster等人的方法體系下,大量學者通過獲取各國的收入、支出以及資產等數據來分析各國的貧困特征和貧困動態(Chen & Ravallion,2010;Glauben et al.,2012)。但是,由于健康、教育等可行性能力的交易市場并不完善,不對稱信息下減貧政策的瞄準效率也不高,多維貧困測度開始興起(Alkire & Foster,2011;Alkire & Fang,2018)。建立多維貧困測度體系,測算各國多維貧困狀況成為收入貧困測度之外的另一種政策導向指標。但因指標和指標權重的選擇沒有一致的權威界定,多維貧困的應用也受到很大的限制。

  基于傳統的貧困測度,還存在大量從宏觀和微觀兩個角度研究減貧的文獻。其一,宏觀層面的研究大都試圖通過實證分析和貧困分解方法,剖析一國或地區經濟增長的益貧性、貿易的減貧效應、金融發展與貧困的關系以及宏觀經濟波動和貧困等(Dollar & Kraay,2002;Bhagwati & Srinivasan,2002;Jeanneney & Kpodar,2011)。但是,他們也只局限于宏觀經濟發展與貧困之間的相互關系,并沒有深入研究兩者之間的內在傳導機制,這不僅削弱了相關扶貧政策的實施效率,政策著力點也缺乏精準性,進而使其對扶貧政策制定的指導意義比較有限。其二,微觀層面的傳統貧困研究則主要探討非福利主義目標②和不對稱信息框架下的最優減貧政策及其行為激勵效應(Besley & Coate,1995;Cavalcanti & Correa,2014),這些研究主要探究減貧目標下最優稅收(轉移支付)體系和勞動供給決策。

  近年來,隨著實驗經濟學和行為經濟學的興起以及計量經濟學的快速發展,微觀減貧政策的實證評估開始成為貧困與發展經濟學研究的重點。而行為與貧困的相互作用又是微觀減貧政策評估研究中的關鍵點。201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就授予了在行為經濟學領域做出突出貢獻的美國經濟學家理查德·塞勒(Richard H.Thaler)。Bertrand et al.(2004)也指出,行為將是貧困研究的新視角,需要更多的實證研究去檢驗行為驅動型減貧政策的效率。Banerjee & Duflo(2007)就特別關注貧困者的生育、消費、教育、健康、工作等一系列行為特征。Bernhem et al.(2015)研究指出,貧困者行為選擇對貧困動態有顯著的決定性影響。貧困者行為是解釋“為什么處于貧困狀態”的最佳視角之一。Banerjee & Duflo(2011,2015)開始使用隨機控制試驗和雙重差分法去評估不同政策的減貧效果,并通過實驗、觀察和訪談研究貧困者的心理和行為如何影響減貧政策的效率。因此,在政策實驗框架和貧困者行為視角下,分析貧困動態與扶貧政策將成為未來發展經濟學和貧困研究的重要方向?;谏鲜龇治?,本文將從貧困者行為視角對當前國外貧困研究現狀和未來動向進行梳理與評述,主要從三個方面展開:貧困者的行為特征;不同行為選擇傳導機制下的貧困形態;政策的行為效應與減貧政策評估。

  二、貧困者行為特征研究

  由于不同收入等級群體的風險偏好、反應能力、思維方式、擁有資源、社會網絡等存在巨大差異,他們在行為選擇上也存在很大的差異。在貧困約束下,個體選擇會偏離傳統經濟假設下的最優行為決策,產生行為偏差,加深其貧困狀況。對于貧困者來說,留給錯誤行為的余地非常小(narrow margins for error),行為偏差所導致的結果會更糟糕(Bertrand et al.,2004)。那么,當前研究所考察的貧困者經濟行為主要有哪些呢?基于已有研究可知,主要包括貧困者的消費、儲蓄(投資)、借貸、就業、子女投資、保險以及醫療保健等行為。然而,現有貧困研究主要關注的仍是貧困群體特征而不是貧困者行為特征。貧困群體特征主要包括年老體弱、傷殘多病、教育缺乏、無工作、生活在生態環境脆弱地區等。貧困者行為特征則關注貧困者如何進行行為決策,如貧困者如何在食物和非食物消費之間進行支出分配,如何在消費與投資之間進行資金配置,愿意提供多少勞動,是否愿意購買保險等。Banerjee & Duflo(2007)提出了一系列貧困者行為特征問題:為什么貧困者并沒有花費更多的支出用于食物?為什么貧困者不對教育進行更多投資?為什么貧困者在信貸約束、保險缺乏以及勞動市場剛性的情況下不進行更多儲蓄?為什么貧困者不進行永久性遷移?等等。在其《貧窮經濟學》(Banerjee & Duflo,2011)著作中,他們更是進一步通過多國的實際案例全方位描述和解釋了其發現的貧困者的一些不理性行為,如一些貧窮國家的貧困者寧愿購買電視和手機,也不愿購買食物來補充營養或者為他們的子女接種費用低廉的疫苗??傮w而言,現有文獻對貧困者行為特征的研究主要包括三個方面。

  首先,貧困者因風險承受能力有限而不愿從事一些有風險的活動,從而在就業和生產行為上表現相對保守。Dercon & Krishnan(1996)研究發現,在坦桑尼亞和埃塞俄比亞,貧困者主要從事一些進入成本低的工作和生產活動,比如收集柴火、制作木炭以及當臨時農業工等;而富農主要從事一些高收益的非農作物工作,如飼養?;蚪洜I商店等。Bandiera et al.(2017)在孟加拉國也實施了一項大規模隨機控制試驗,涉及1309個村莊的21000個家戶,主要用來研究不同群體在生產活動上的選擇,以及如何促使貧困群體選擇參與富裕同伴的生產活動從而進入可持續脫貧軌跡。他們研究發現,大部分貧困家庭的婦女會選擇低收益和季節性的臨時工作,如家仆和農業勞動;而富裕家庭的婦女主要進行家畜飼養等資本密集型的生產活動。不僅如此,在農業生產上,貧困者也不意冒險采用改良或新的農業技術。Duflo(2006)就指出,在印度,貧農比富農較少采用產量高但有一定風險的新型雜交種子。并且,由于固有的當地社會網絡的約束,貧困者(尤其是極端貧困者)遷移風險和遷移成本都比較高,從而貧困者遷移的意愿一般都比較低(Sabates-Wheeler et al.,2008)。這會使貧困者在職業選擇和收入來源上變得較為單一,都主要集中在農業生產活動上,從而加大了外部沖擊下其收入波動的風險。Germenji & Swinnen(2007)研究阿爾巴尼亞的農村居民遷移時也發現,移民很少來自貧困農戶,主要是因為他們受教育程度較低、收入來源單一、受到信貸約束以及遷移網絡的局限。

  其次,在借貸與儲蓄行為上,Carvalho et al.(2016)也強調貧困者與非貧困者的行為特征很不一樣,如貧困者習慣賭博、不愿儲蓄、愿意以高利率進行借貸等。Shah et al.(2012)指出,貧困者之所以出現過度借貸行為而加深其貧困狀況,主要是因為貧困會導致人們注意力的重新配置,產生注意力忽視(attentional neglect)和注意力轉移(attentional shift)。由于注意力是一種稀缺資源,注意力稀缺會使得個體主要關注當前的支出壓力,只注意到借貸的好處,忽視其未來的高成本,進而傾向于過度借貸。那么,貧困者為什么不通過儲蓄或者購買保險來應對外部的負向沖擊呢?Dupas & Robinson(2013)通過在肯尼亞農村設置的田野實驗解釋為什么貧困者不儲蓄,他們發現存儲技術、家庭內部成員的阻礙以及時間不一致性是主要原因,而不是因為他們的貧困。Karlan et al.(2014)也認為貧困者能夠并且應當儲蓄,但是,由于存在交易成本、缺乏信任、監管障礙、信息與知識差距以及社會約束等五類約束,貧困者寧愿不儲蓄。

  最后,貧困者在消費行為方面存在扭曲。雖然食物和能量支出依然是貧困家庭的主要支出,但是占比越來越低,進而貧困者在勞動市場的努力水平不斷下降(Meenakshi & Vishwananthan,2003)。在非食物支出方面,大多數貧困者的支出主要用于煙、酒等物品,并且一些節日支出是很多極端貧困家庭預算中的重要組成部分(Banerjee & Duflo,2007)。這主要是因為“面子”(用于炫耀)問題。出于炫耀或展示地位,很多貧困者會選擇一些不利于其脫貧的行為,他們會花費大量的收入消費一些對脫貧沒有任何用處的商品(Moav & Neeman,2012;Charles et al.,2009)。Moav & Neeman(2012)就指出,那些具有低水平人力資本的個體更傾向于花費較多的收入用于消費炫耀性商品(conspicuous goods),而這不利于他們的人力資本積累和脫貧,更容易使他們陷入持久性貧困。Charles et al.(2009)也發現,美國的黑人和西班牙裔會將他們的大量支出用于炫耀性商品(如衣服、珠寶和車)。Banerjee & Mullainathan(2010)試圖在經典消費理論框架下構建理論模型,分析貧困者為什么會出現這類消費行為,他們將消費品分為誘惑品(temptation goods,如煙、酒等)和必需品,并指出誘惑品邊際消費遞減假設對于解釋貧困者的投資、儲蓄、借貸和風險接受等行為有較大意義。因此,在資源約束下,貧困者的消費和投資行為容易產生扭曲,極易陷入惡性循環,落入貧困陷阱。但是,貧困者行為為什么會呈現出這些特征尚處于爭論中。這是貧困者在貧困約束下的最優選擇,還是貧困導致了貧困者行為選擇的偏差?對于這些問題的回答都還需要大量的理論與實證研究。因此,貧困者行為的研究將是未來貧困研究的重要方向。

作者簡介

姓名:方迎風 工作單位:武漢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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