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 >> 數據中心 >> 工作動態 >> 最新動態
新中國成立70年來中國共產黨對外工作發展成就
2019年10月08日 15:51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作者:肖楓 字號

內容摘要:

關鍵詞: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不忘初心支持世界正義事業,為新生共和國屹立于世界竭盡全力。1978年中央全會后,黨的對外工作發生了歷史性轉變。這集中到一點,就是過去“戰爭與革命”年代神秘封閉的“黨的對外工作”,轉變發展成公開透明符合國際慣例的“政黨外交”了。中國特色政黨外交正以自己的親和力、吸引力和感召力匯入世界政黨交流合作的大潮,從而使中國共產黨的朋友遍布五洲四海。“時代是思想之母,實踐是理論之源”,時代主題轉向“和平與發展”,帶來了黨對外工作的大轉折、大發展,實踐的發展進一步推動了思想認識上的飛躍和理論上的創新。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中國共產黨;黨的對外工作;政黨外交;新中國成立70年

  新中國成立70華誕就要到了。在這70年間,中國從站起來富起來再到強起來,正在走向世界舞臺的中心,輝煌的成就令人歡欣鼓舞。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力量,也是國家對外戰略和政策的制定者。執政黨的思想、理論及工作,與整個國家的發展是息息相關并且影響極大的。此文著重談談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對外工作的歷史轉折、開拓發展和理論創新。

   一、不忘初心支持世界正義事業,為新中國屹立于世界竭盡全力 

  從新中國成立到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的近30年,是黨對外工作從開創性發展,到發生歷史性轉折的30年。雖然黨一成立就有對外關系,但當時主要是同共產國際(實際是同蘇聯)聯系。新中國成立之后,黨的對外工作才算正式開創,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成立于1951年,第一任部長是王稼祥。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成為執政黨,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不忘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國際性,承擔起自己應盡的國際義務,在世界上維護和平伸張正義,支持人類一切進步事業,為新生共和國屹立于世界竭盡全力。

  20世紀上半葉,世界發生過兩次世界大戰,爆發了兩次大革命(俄國十月革命和中國革命)。新中國成立時,世界仍處于“戰爭與革命”的年代。毛澤東在1957年這樣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出了一個蘇聯,兩億人口。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出了個社會主義陣營,一共九億人口。如果帝國主義者一定要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可以斷定,其結果必定又要有多少億人口轉到社會主義方面,帝國主義剩下的地盤就不多了,也有可能整個帝國主義制度全部崩潰。”① 基于對世界形勢的這種分析,中國共產黨人繼承了馬克思主義“危機和戰爭引起革命”的思路,并奉行支援世界革命的政策。到60年代毛澤東更強化了這一思路,提出“不是戰爭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戰爭”的著名論斷,對支持世界革命更加重視。因此,那個年代中國共產黨的對外工作是受這一思路指導的,實行的是“支持世界革命”的方略。

  從國際格局講,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站在了蘇聯社會主義陣營一邊。繼中國革命勝利后,1957年蘇聯人造衛星上天,1959年古巴取得了革命勝利,社會主義由一國發展到多國,又從東半球擴展到了西半球。社會主義國家領土總面積一度占世界陸地面積1/4,人口約占世界總人口1/3,呈現出毛澤東所說的“東風壓倒西風”的形勢。在這種形勢之下,中國共產黨奉行支持革命、支持民族解放運動的政策,是理所當然的,是正義、正當、正確的。這也可以說是當年的一種 “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在黨的對外交往方面,開創階段主要是同共產黨執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建立和發展關系,當然也包括一些非執政的共產黨。同時堅持在反帝反殖、維護世界和平、支持殖民地獨立和民族解放運動方面開展工作。新中國剛成立,美國將朝鮮戰火燒到了家門口,逼得中國不得不與美國打一仗。結果令美國人吃驚的是,中國沒被打垮,反而讓中國打出了威風和尊嚴,大大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隨后,中國共產黨領導新中國倡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在1955年萬隆會議上成為受歡迎的“明星”,大大增強了中國在亞洲和非洲地區的影響力。1956年中共八大召開,邀請54個國家的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團以及巴基斯坦共產黨、美國共產黨的觀察員參加會議,進一步拓展了中共對外交往工作的渠道。

  在戰后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高潮中,中國共產黨通過政府和黨的聯絡渠道,以及人民團體的交往,全力支持和推動亞非拉反帝反殖斗爭。如支援越南人民的抗法、抗美救國斗爭,以及老撾抗美救國、柬埔寨維護民族獨立的正義斗爭。支持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斗爭、剛果人民愛國斗爭以及南非人民反對種族隔離的斗爭。1959年古巴革命勝利以后,擴大了對拉美人民反美斗爭的支持,包括1961年反對美國雇傭軍入侵,1964年支持巴拿馬人民反美愛國斗爭。此外,1956年中共八大后,開始幫助許多拉美國家左派人士來華學習和訪問。

  總之,新中國在世界伸張正義、主持公道,支持民族解放和殖民地獨立運動以及人類進步事業,在國際社會特別是亞非拉國家中贏得了廣泛的贊揚和支持,結交了不少鐵哥們和真朋友。70年代中國被亞非拉發展中國家“抬入”聯合國,這絕不是偶然,應當說新中國前30年,中國共產黨對外工作的成就是輝煌、值得贊揚和肯定的。

  二、正視問題汲取教訓,推動黨的對外工作在曲折中前進 

  在充分肯定新中國成立前30年中國共產黨對外工作成就的基礎上,還必須正視這一時期存在的問題,從中吸取應有的教訓。這樣,才能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在變化了的新歷史條件下繼往開來開拓創新,將黨的對外工作繼續推向前進。

  前30年的主要問題是“左”。鄧小平說,“我國歷史上最大的錯誤是‘左’傾錯誤”,“從1957年開始我們的主要錯誤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極左”。類似的提法和說法,在《鄧小平思想年譜》中有不下7處之多②。在黨的對外工作方面,“左”的問題主要反映在兩個方面:一是“文化大革命”在“支左反修”、“支援世界革命”中受“左”的思想影響和干擾,有些事情做得“過頭”,留下了所謂“歷史遺留問題”;二是在國際共運“大論戰”中,反對“老子黨”我們是做得對的,至于意識形態爭論“雙方都講了許多空話”,我們的錯誤和教訓也是極其深刻的。

  先談所謂“歷史遺留問題”。這是指“文革”期間遺留下來的支持東南亞一些國家共產黨開展武裝斗爭的問題。新時期這個問題得到穩妥的解決,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傳統的對外工作已完成了向“中國特色政黨外交”的轉變。

  東南亞國家的一些共產黨大多從事武裝斗爭。50年代中國共產黨對它們的支持重在政治和道義,有些必要的物質援助也是很有限的。但60年代中國共產黨開展“反修”斗爭、特別是開展“文化大革命”之后,在“支左反修,支援世界革命”的思想影響下,加大了對其武裝斗爭的支持力度,影響了中國與相關鄰國的關系,損害了中國的國際形象。

  當年毛主席以“國家是國家關系,黨是黨的關系”即所謂“兩個關系”的原則來處理,意在既不放棄“共產黨應支持共產黨”的原則,但又希望不要影響同這些國家之間的關系。對此,相關國家接受程度是不一樣的,有的公開表示理解,有的勉強接受,有的則明確反對。1977年鄧小平訪問新加坡時李光耀當面向其提出要解決這個“歷史遺留問題”,鄧小平出訪回國后,中共加速調整了同東南亞共產黨關系的步伐。1980年中聯部副部長李一氓作為鄧小平的特使訪問緬甸,向吳奈溫轉達了鄧小平希望緬甸各政黨團結建國的真誠愿望。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強調“革命決不能輸出”,隨后加快了調整支持東南亞國家共產黨武裝斗爭的政策,經過協商和細致耐心的工作,終于使問題得到妥善解決。③

  實踐表明這個問題的解決是成功的,效果是好的。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東南亞國家的一些共產黨與政府進行和談,有的已達成和平協議。泰國、馬來西亞政府與馬共人民軍,三方已于1989年12月2日簽署了和平協議,實現了馬共總書記陳平所說的“有尊嚴的和平”。人民軍自行解散,銷毀武器,作為公民可以自由參加政治活動。政府為馬共及其解散后的武裝部隊成員提供了土地、房產等安置。現在前人民軍成員在勿洞建起了和平村,已成為旅游勝地,景點包括當年掛有馬、恩、列、斯、毛畫像的黨校課堂、軍事指揮部。

  “歷史遺留問題”的妥善解決,既是我黨對外工作完成轉變的重要標志,也是我黨對外工作指導思想由“支援世界革命”轉向“為國內社會主義現代化服務”的關鍵一環。如果仍然以“支援世界革命”為指導思想,也就談不上什么“中國特色政黨外交”了。這一問題的解決,標志著我黨對外工作歷史性轉變的完成。

  再談國際共運“大論戰”和《九評》問題。60年代的國際共運“大論戰”實際上包括了兩個不同性質的問題,一個是黨和國家關系上反對“老子黨”和“指揮棒”的問題,一個是意識形態上的爭論問題。在前一問題上,總的說來我們是對的。對后一問題,鄧小平則基本持否定態度。新時期鄧小平以“回頭看”方式進行了總結,深刻指明了我們黨的經驗教訓和主要錯誤。鄧小平指出:“一個黨評論外國兄弟黨的是非,往往根據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實證明是行不通的”,“就算你用的公式是馬克思主義的,不同各國的實際相結合,也難免犯錯誤”。④ 至于中國共產黨在其中的經驗教訓問題,鄧小平也是有明確態度的。他說:“我們的錯誤不在個別觀點,個別觀點上誰對誰錯很難講,應該說,我們的許多觀點現在看還是正確的。我們的真正錯誤是根據中國自己的經驗和實踐來論斷和評價國際共運的是非,因此有些東西不符合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的原則。主要是這個問題。” ⑤

  關于意識形態爭論問題,鄧小平認為對《九評》不能肯定。1989年鄧小平對戈爾巴喬夫說:“經過二十多年的實踐,回過頭來看,雙方都講了許多空話,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發生了什么變化,在變化的條件下,如何認識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沒有搞清楚。”⑥這就等于否定了過去給“大論戰”所作的“定性”,因為既然連“如何認識和發展馬克思主義”都沒有搞清楚,豈能說那場論戰是“馬克思主義反對修正主義”性質的論戰呢?

  蘇聯發生“8·19事件”之后,蘇共在幾天時間內就徹底崩潰了。國內不少人出于義憤,要求公開批判戈爾巴喬夫,認為“九評”是正確的,強烈要求肯定“九評”。⑦ 意見通過江澤民同志轉到了中聯部。當時黨中央要求中聯部盡快就此拿出意見和看法。筆者時任中聯部研究室副主任,分管國際共運和理論研究工作,直接參與了相關報告的起草。中聯部當時以鄧小平新時期的思想和原則為指導,以《關于如何看待“九評”和國際共運大論戰問題》為主題,直接向中央領導報送了意見。中聯部報告的基本思想是,反對“老子黨”我們是對的,但總體不能肯定“九評”,決不能再搞意識形態爭論。《九評》從“左”的角度批為“修正主義”的某些東西,正是我們改革開放正在做的,會造成思想混亂,動搖我們自己的改革開放。而且這畢竟是蘇聯的內政問題,我們管不了,不能干涉人家內政。但是對外不搞爭論,決不意味著我們贊成戈爾巴喬夫那套錯誤的東西,在國內我們仍要同其劃清界線,該怎么做還怎么做,決不受其影響。后來中央迅速采納了中聯部的意見。⑧

  總之,1957年之后的“左”,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給黨的對外工作帶來了極大的損害。由于受“左”的影響,當時對外只能跟所謂“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交往,“修正主義”黨不行,其他資產階級政黨更不行。而判斷是否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標準,就看它們“是否支持擁護文化大革命”。這樣搞的結果是到“文革”結束時,黨對外交往對象的范圍大為縮小,原來與中共有聯系的89個共產黨中,只有11個還與中共保持來往,70年代末進一步減少了3個。⑨ 而一些在國際共運大論戰和“文革”影響下出現的“左派”組織和“左派”黨,多數又沒有在群眾中站住腳。結果是,中國共產黨對外交往的面越來越窄,可以說長期處于停滯狀態。事實說明,不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糾正“左”的錯誤,黨的對外工作不可能有新的發展。

  現在中國共產黨按照“獨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內部事務”的黨際關系四項原則,本著“求同存異,增進相互了解和合作”的精神,同世界上一切愿意同中共交往的政黨建立和發展黨際關系。目前中國共產黨同世界16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500多個政黨和組織建立并保持著不同形式的關系和聯系。2017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有120多個國家的近300個政黨代表來北京出席。與會者超越意識形態、社會制度和宗教文化上的各種差異,就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共同建設美好世界這一主題展開對話交流。這不僅是世界政黨史上的空前盛事,也有力地說明中國共產黨的朋友遍天下,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影響力空前擴大。現在的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實際上是“中國共產黨外交部”,黨的對外工作既是黨的事業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國家總體外交的一條重要戰線,這與40年前的情況相比,堪稱天壤之別。

  為什么會有這么大的發展變化?如何認識這種發展變化?為什么說這種發展變化是正確的、必要必然的?為什么說這是馬克思主義在新歷史條件下的創新發展?要回答這些問題,必須從回顧40年前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談起,因為這次歷史性“全會”,重新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黨的對外工作從此發生了“歷史性轉折”。

  三、歷史性“全會”打開思想開關,完成 “兩個大局”中的“三大轉變” 

  1978年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一次完成歷史性轉折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全會。它重新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開啟了全面改革開放的新時代。這次全會之后的幾年時間內,黨中央在關系“國內外兩個大局”的問題上完成了“三大轉變”。這就是:首先改變了過去一直認為“戰爭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看法,放心來搞建設;二是我們的對外政策,改變了過去一段時間針對蘇聯霸權主義搞了“一條線”的戰略,轉變到“奉行獨立自主的正確的外交路線和對外政策”,誰搞霸權就反對誰,誰搞戰爭就反對誰;三是黨的對外工作,也發生了由“支持世界革命”轉向“為國內現代化經濟建設服務”的轉變。這是關系國內外兩個大局的三大轉變。從此中國面貌迅速發生變化。

  一次歷史性會議只開幾天就完事了,但要實現解放思想這一總要求則是一個很長的歷史過程。單是完成這次關系國內外兩個大局“三大轉變”這件事,前后就花費了五、六年時間。這段解放思想的艱難情況簡要說來是這樣的:

  關于前兩個轉變,1985年鄧小平在軍委擴大會議上以“總結”式的口吻講得很明白。⑩ 至于第三個為國內經濟建設服務的轉變,事情的本身簡單明確,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就已經確定。問題的復雜性在于,“放棄支持革命”這個問題相當復雜。這不僅要取決于前兩個轉變、前兩個判斷,而且涉及馬克思主義的一些大原則問題,以及對世界革命形勢的分析認識問題。如鄧小平所言,如果我們還認為“世界戰爭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不可能放心搞建設。如果認為“蘇修亡我之心不死”、“戰爭威脅來自北方”,不實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仍搞“一條線”戰略,也難以轉向國內經濟建設。如果仍然認為“當前世界的主要傾向是革命”,我們仍采取“支持革命”的政策和舉措,第三個轉變也不可能實現。因此這三大轉變都取決于對國際形勢的分析判斷。究竟應如何認識當今的國際形勢,如何作出符合客觀情況實事求是的分析判斷?當時的黨中央和國內輿論界的爭論都集中到這些問題上來了。

  黨對外工作決定放棄“支持世界革命”的重大轉變,是由多重因素決定的,其中對國際形勢、革命形勢的重新認識是關鍵。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們曾經把“革命制止戰爭”看作是一種現實的可能性,作出過“當前世界的主要傾向是革命”的判斷,并采取了一些“支持革命”的政策和舉措。直到1977年8月黨的十一大通過的《政治報告》和《黨章》關于國際形勢和對外政策部分的提法,仍同“文革”時期一樣,沒有任何變化。這說明“放棄支持革命轉向服務于國內經濟建設”的這一轉變是非常艱巨的。

  但國際形勢的客觀實際情況是,20世紀60年代以來,不僅歐洲,而且亞洲的許多國家經濟持續發展,人民生活有了改善,國際形勢已發生了很大變化,絕大多數國家并不存在無產階級直接奪取政權的革命形勢。特別是70年代之后,國際形勢變化更快:一是60年代殖民體系崩潰之后,新獨立國家第一位的任務是發展民族經濟;二是70年代美國從越南敗退,后來亞非拉急風暴雨式的斗爭轉入“沉寂”階段;三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由于通過“體制改革”緩解了“制度危機”,社會階級矛盾有所緩和,明顯不具革命形勢;四是社會主義國家要改變落后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狀況,急需發展經濟,增強綜合國力。這些因素綜合起來,使“和平與發展”成了世界潮流,這與先前的“戰爭與革命”年代是不同的。

  面對新的形勢,越來越多的共產黨開始注意獨立思考,不同程度地質疑和擺脫“領導黨”、“領導中心”和統一行動的“共運模式”,力求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本國實際結合起來,探索適合本國情況的發展道路。如果說過去強調“國際聯合”和“共同規律”,而現在強調的是“獨立自主”和“民族特色”,從而調整了自己對內對外的關系和政策。于是,在黨與黨的關系上,謀求建立獨立平等、自愿往來的新型黨與黨關系已成為歷史發展的必然。原來那種國際共運的路線和黨際關系早已不存在了。

  在這種情況下,鄧小平以“回頭看”的方式,在總結國際共運歷史經驗的基礎上,就如何處理兄弟黨關系問題提出了一些重要原則,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特別是進入80年代前后的那一時期開始,黨的對外工作指導思想已開始發生歷史性轉變。

  1980年1月16日,鄧小平在《目前的形勢和任務》中提出:“我們的對外政策,就本國來說,是要尋求一個和平的環境來實現四個現代化。這不是假話,是真話。這不僅是符合中國人民的利益,也是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的一件大事。” ?

  一年之后,即1981年1月4日,鄧小平在會見美國客人時,又強調要澄清一個觀點,這就是有人認為“中國政府信奉的意識形態旨在摧毀類似美國這樣的政府”。鄧小平鄭重地指出:“這樣的觀點至少不是八十年代的觀點,也不是七十年代的觀點,而是恢復了六十年代以前的觀點”。? 這段話明確地指出中國所采取的國際戰略,在80年代之后是與過去大不相同了,即中國對外戰略的目標不再是“奉行旨在摧毀類似美國這樣的政府”的戰略了。也就是說,從80年代初開始,我們的對外戰略已開始由“文革”時期的“打倒帝、修、反”、“支援世界革命”,轉向為國內四個現代化建設“尋求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了。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強調“革命決不能輸出”。這次大會的政治報告中提到:“革命決不能輸出,它只能是各國人民自己選擇的結果。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我們始終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十二大公開提出“革命決不能輸出”之后,我們加快了調整支持東南亞國家共產黨武裝斗爭的政策。黨的對外工作指導思想,從理論到實踐,都發生了由“支持世界革命”向“為國內經濟建設服務”的轉變。

  1983年3月2日,鄧小平從華東地區巡視回京,在與胡耀邦等中央領導同志談話時明確提出:“大戰打不起來,不要怕,不存在什么冒險的問題。以前總是擔心打仗,現在看,擔心過分了。” 他主張許多建設項目“要注意爭取時間,該上的要上。”? 這說明中央在“和與戰”的問題上已經有了新的認識和判斷了。

  1985年3月4日,鄧小平會見日本客人時提出:“現在世界上真正大的問題,帶全球性的戰略問題,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經濟問題或者說發展問題。和平問題是東西問題,發展問題是南北問題。概括起來,就是東西南北四個字。”? 鄧小平的這些話,后來被公認是提出了“和平與發展是當今時代的主題”這一判斷。這就是說,當今世界的時代主題已不是“戰爭與革命”,而是“和平與發展”了。

  總之,關系國內外全局的這“三大轉變”,從80年代初一直延續到80年代中期,這是一個艱難地認識和解放思想的過程。

  四、“中國特色政黨外交”的親和力、吸引力和感召力全面俱增 

  近40年來經過一系列改革,黨的對外工作在指導思想、對外交往原則、交往對象、交往內容和形式上實現了“四個歷史性改變和突破”。這就是:在指導思想上實現了從“支援世界革命”到以國家利益為最高準則、服務于國家總體外交的歷史性轉變與突破。對外交往原則實現了從“以我劃線”到黨際關系四項原則的歷史性轉變與突破。在交往對象上實現了過去只同共產黨交往,到超越意識形態差異,同世界各類主流政黨全方位交往的歷史性轉變與突破。在交往內容和形式上實現了過去以意識形態為主、參與部門較少,到廣泛交流、黨的各級組織有序參與的歷史性轉變與突破。這種轉變,集中到一點,就是過去那種“戰爭與革命”年代傳統的“黨的對外工作”,已轉變發展成公開透明的“中國特色政黨外交”了。

  所謂中國特色政黨外交,指的是去除了原先的“神秘的封閉性”、“黨派的排他性”和“強烈的意識形態性”之后,增強了公開透明性、包容開放性和超越差異的兼容性,加上它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執政黨具有長期執政的制度優勢,使其對外交往具有官方性、權威性和穩定性等多重特點,從而使這種中國特色政黨外交,在當今世界的政黨外交大潮中,具有了很強的親和力、吸引力和感召力。一些抱有敵意的國家或政黨,想繼續阻擋中國共產黨匯入世界政黨交流合作的大潮,已經變得越來越困難了。

  中國特色政黨外交的特點優勢逐漸展現。在中國政治體制中,我們黨的核心和領導地位是具有穩定性的,與那些輪換執政的非社會主義國家的政黨相比,具有穩定優勢。也正是因為這一優勢,使許多外國政黨很看重、珍惜與我們黨的關系。不少國家認為,只與中國政府有外交關系,而不與中國的執政黨中共發展關系,國家關系是“不完整、不完全的”。另一方面,我們黨的政黨外交也不同于政府外交,它并不直接處理國家間的具體事務,而突出做人的工作;不拘泥于外交禮儀與形式,而重在思想溝通、深入交流,有利于增進理解,達到廣交朋友,提高和增強國家“軟實力”的效果。這既是政黨外交的特點,也是政黨外交的優勢。

  當代世界政黨政治面臨許多問題的沖擊和挑戰,同時也為政黨外交提供了許多共同的課題和交流合作的機遇。當代生態污染、恐怖主義、水源、能源、人口、貧困等全球性問題的出現,需要各國政黨尤其是執政黨在世界范圍內加以協商探討,培訓提高自己干部在這方面解決問題的能力。政黨能否有能力應對并引導國家積極參與上述進程、趨利避害,直接決定了各政黨的政治生命力。中國特色政黨外交,具有這方面的規劃和功能,并有相應的學校和培訓計劃,可與外國政黨交流合作,加深了解,擴大交往優勢和潛力。

  目前,中國特色政黨外交已逐步形成了全方位、多渠道、寬領域、深層次的新格局。同中國共產黨交往的外國政黨中,既有執政黨、參政黨、合法在野黨,也有一些政黨國際組織。在當今世界的政黨外交大潮中,中國特色政黨外交以自己的親和力、吸引力和感召力,促成了世界政黨的一些多邊活動。2004年9月第三屆亞洲政黨國際會議在北京舉行,有包括中國在內的35個國家81個政黨、組織的領導人和350多人代表參加了會議。2010年5月中國共產黨倡導并主辦了首屆中歐政黨高層論壇,來自歐洲22個國家、35個政黨及2個歐洲地區性政黨、3個歐洲議會黨團的高層領導人出席了論壇。幾乎包括了歐洲政治光譜中的所有主流政黨,開創了中歐政黨交流史上的新紀錄。

  此外,中國共產黨與外國政黨還建立了各種形式的機制化交流方式,中越、中日、中俄、中印、中歐、中英、中美政黨對話機制先后展開。這是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共產黨對外交往的新發展。中國共產黨主辦的“中拉政黨論壇”首次會議2015年12月在北京舉行,中共和26個拉共體成員國執政黨的代表齊聚一堂,在熱烈的氣氛中深入進行了交流。

  五、“多層面大系統”的“指導思想”,是黨對外工作創新發展的關鍵 

  黨對外工作的轉變,離不開思想解放,而指導思想的轉變是最具關鍵性的變化。關于“黨對外工作的指導思想”,過去通常的回答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這當然是正確的,但其實并沒有這么“簡單”。實際情況是,對黨對外工作起指導作用的因素是很多的。從近40年來黨對外工作的實踐發展來看,黨對外工作的“指導思想”,是一個“大概念”,實際上是由一個“多層面的大系統”組成,可以稱之為“總指導思想”,每個層面都有一些因素和條件對黨對外工作產生影響。

  第一大層面,是“基礎理論、基本理論”,包括戰略思路。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當然要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近40年來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中,全面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陸續形成了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等理論成果,這里可將它們簡稱之為“新時期黨的創新理論”。這些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的創新,是21世紀的馬克思主義,當然也是黨對外工作必須遵循的指導思想,即屬于黨對外工作指導思想中“第一大層面”的內容。

  新時期黨的創新理論,在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問題上,思路是不同于“戰爭與革命”年代的。對此,鄧小平1986年與外賓談話中曾有明確表述,“我們走的是十月革命的道路,其他國家再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就難了,因為條件不一樣。”? 他隨后又強調說,“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證明社會主義優于資本主義。”? 只有到了下個世紀中葉,中國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才能理直氣壯地說社會主義優于資本主義”。“這不但是給占世界總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條路,更重要的是向人類表明,社會主義是必由之路,社會主義優于資本主義”。? 這就是說,社會主義的發展決不能再照“危機和戰爭引起革命”的思路走下去了,而要靠“社會主義搞成功的實例”來證明社會主義優于資本主義,從而贏得世界人民的擁護。這種社會主義發展的新思路,對黨對外工作提出了新的時代要求,從而使黨對外工作必然要發生一系列根本性的變化。這就是要結交更多的朋友,創造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這也就是毛澤東同志當年強調過的“黨也好,國家也好,總是朋友越多越好;革命是這樣,建設也是這樣。”?

  第二大層面,應是“交往方針政策和原則”。前面第一層面(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等)是起長期穩定作用的,第二層面的“交往方針政策和原則”,雖不如第一層面穩定,但也具有長期性。如黨際交往的“四項原則”和“求同存異,增進了解和合作”的方針,是黨對外工作中必須長期遵循不會輕易改變的內容。改革開放以來,通過對外工作的實踐,黨對外交往的方針原則不斷發展完善,現已形成了一個 “體系”,包括了以下核心原則,即:一是以黨的創新理論為思想理論指導;二是以黨際關系“四項原則”為交往準則;三是以“求同存異”為交往方針;四是以“互利共贏”為交往動力;五是以“交流合作”為交往形式;六是以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長遠宗旨。

  近年來根據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特別是他對中聯部工作的許多重要指示,關于黨的對外交往原則又有一些新的概括和論述。簡而言之,就是中國共產黨愿同世界各國政黨在求同存異、相互尊重、互學互鑒的基礎上發展新型政黨關系;中國共產黨愿同各國政黨加強往來,分享治黨治國經驗,開展文明交流對話,增進彼此信任,共同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攜手建設更加美好的世界。

  第三大層面,是“使命任務和職能定位”。黨對外工作除了必須遵循上述一、二層面的理論、戰略、交往原則之外,還必須承擔黨在不同時期的使命任務,完成隨形勢變化出現的新需要、新要求。黨對外工作在歷史上曾經為完成革命任務服務,現在則必須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為實現兩個一百年的夢想服務。總體上來說就是作為國家總體外交的一部分,為國內經濟建設創造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

  中聯部作為中央的職能部門,除了服從服務于黨的總目標和不同歷史時期的任務,還要按中央的要求,完成中央交辦的各種工作。新時期以來,隨著形勢的發展變化,黨的對外工作不斷產生新的需要,于是中央不斷給中聯部下達新任務,從而使中聯部的“職能定位”不斷明確和擴大。蘇聯解體后,西方和平演變社會主義的圖謀加強,中央要求黨的對外工作要“為鞏固和加強黨的執政地位服務,為鞏固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服務”。后來黨的建設成為全黨的重要任務,又產生了要求黨的對外工作,努力成為黨員領導干部觀察和研究世界的重要平臺,努力成為借鑒國外經驗、為中央決策服務的重要渠道。近年來,習近平同志對中聯部工作又作出了新的“定位”指示。他說,黨的對外工作是黨的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國家總體外交的一條重要戰線;是黨的形象和國家軟實力建設的重要平臺。這些新要求和職能定位,給中聯部工作提出了新任務,與“指導思想”的其他層面一樣是必須遵循不可忽視的,也可以歸入“指導思想”這個大范疇之中。

  近年來習近平總書記從黨和國家工作全局出發,對中聯部工作作出了“雙重定位”。2017年中聯部宋濤部長曾在《求是》雜志上撰文強調,“習近平總書記從黨和國家工作全局出發,鮮明地指出,黨的對外工作是我們黨的一條重要戰線,也是國家總體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論斷清晰表明,黨的對外工作具有雙重定位。黨的對外工作既要服務于黨的事業的總體目標,也要服務于國家總體外交的實際需要。”?

  習近平總書記很關心中聯部的工作,曾多次親自指導、親身參與黨的對外交往工作,在此過程中作出了許多重要指示。據中聯部副部長郭業洲同志公開披露: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黨的對外交往工作,他把握世界發展大勢,著眼中國前途命運,對黨的對外交往工作提出一系列的要求,作出了一系列的重要指示。? 這些要求和重要指示十分系統,科學地回答了我們黨的對外交往工作應該“干什么”,應該“怎么干”,應該“靠誰干”,應該“為了誰”等等這一系列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是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黨的對外交往工作的重要思想,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是推動黨的對外交往工作的有力思想武器、根本宗旨和行動指南。中聯部在過去五年里,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這一系列重要思想,是中聯部工作的一個靈魂。具體來說,我們始終將維護黨的執政地位和國家的政治安全作為根本宗旨;我們始終圍繞著雙重定位來謀劃、推進工作;我們積極地打造政黨外交、公共外交和民間外交有機結合的“三位一體”工作格局;努力做好四件事情,就是抓政黨、抓調研、抓人脈、抓形象。中聯部近年來的發展成就和變化與習近平總書記的這些思想和指示是密不可分的。

  上述三大層面形成了黨對外工作“總指導思想”或稱“指導思想體系”。這三大子系統,綜合起來組成了黨對外工作的指導思想這個“大系統”。

  六、“指導思想”也要接受實踐檢驗,馬克思主義是不斷發展的理論 

  “時代是思想之母,實踐是理論之源”。黨對外工作的“指導思想”是相對穩定的,但也并不是凝固不變的,它要接受實踐的檢驗,并隨實踐的發展而發展。

  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屬于“總指導思想”的第一大層次的范疇,理所當然是相當穩定的,然而它也要隨歷史條件的變化而發展。正如馬克思恩格斯自己在《共產黨宣言》中所說的,這些原理的實際運用,“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 。至于其他問題更不是凝固不變的。

  無產階級事業的“國際性”是與時俱進的。恩格斯很強調無產階級事業的“國際性”。他說,“共產主義革命將不僅僅是一個國家的革命,而將在一切文明國家里,即至少在英國、美國、法國、德國同時發生”? 。列寧在20世紀從俄國實際出發,領導俄國十月革命取得了勝利,將“數國同時革命”的設想,變成了“一國首先革命”的實踐,并開創了落后國家先于發達國家取得革命勝利的先例。

  列寧同馬克思恩格斯一樣很重視“國際主義”,曾特別強調要堅定、堅決地支援“世界革命”。但是他對“國際主義”的理解以及如何實施對外援助,從來沒有采取“絕對化”的態度。蘇維埃勝利初期,列寧寄希望于世界革命的到來,以便能支援蘇維埃政權,于是采取了支援“世界革命”發展的對外戰略。但世界革命并未到來,在此情況下,列寧改而采取與資本主義世界“和平共處”的政策,并強調:“和平共處”也是社會主義國家生存的需要。他說,“我們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在資本主義包圍中利用資本家對利潤的貪婪和托拉斯與托拉斯之間的敵對關系,為社會主義共和國的生存創造條件。社會主義共和國不同世界發生聯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情況下應當把自己的生存同資本主義的關系聯系起來。”? 在支援世界革命的問題上,當時黨內有人主張,“為了國際革命的利益,即使本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失敗,也要援助國際范圍的社會主義革命”,列寧將這種論調斥之為“奇談怪論”? 。列寧還駁斥說:馬克思主義從來不贊成“強行推動革命”,即使“我們‘作好可能喪失蘇維埃政權的準備’,顯然也不能幫助德國革命的成熟,反而會妨礙它。”? 后來列寧主張“我們在國際政策上要盡可能地機動靈活”?,對外“援助的方式應該量力而定”。?

  “國際主義”在中國也有過一番不平凡的經歷。“大論戰”和“文革”時期,我們黨把對“國際主義”的態度提得很高,認為是對馬克思主義“忠不忠”、對革命是否“背叛”的問題。改革開放新時期,隨著黨的對外工作由“支持革命”轉向為國內經濟建設服務,淡化了“國際主義”的提法,但從未正式表示“否定放棄”。1992年黨的十四大《黨章》刪除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提法,這并不等于我們徹底放棄“國際主義”,只是為了消除“無產階級國際主義”這個概念被歪曲、被濫用的不良后果。“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刪除了,“國際主義”精神照樣存在。原來意義上的國際性,即強調統一和一致的“兄弟關系”式的國際性不存在了,現代意義上的國際性,即互利共贏的“合作伙伴關系”式的國際性卻越來越紅火。現在中國共產黨的“朋友”和“伙伴”遍布全球,世界社會主義的發展靠社會主義成功的實踐來贏得人民的擁護。現在社會主義中國把自己的事情辦好,這本身具有極重要的國際意義。習近平同志近年強調與世界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體現了中華傳統文化“天下一家”“世界大同”思想與當今時代發展趨勢的高度統一和有機融合,也反映了以習近平總書記為主要代表的當代中國共產黨人的價值追求和使命擔當,得到世界上越來越多國家和政黨的支持與認同。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世界的發展得益于中國。中國的發展,與世界的發展和人類的命運,是有機結合在一起、密切不可分的命運共同體。

  “國際戰略思路”也要與時俱進。毛澤東1974年提出“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是很具指導性和影響力的國際戰略思想,70年代曾發揮過極其重要的作用,但它也要接受實踐的檢驗。粉碎“四人幫”之后的頭兩三年內,鄧小平仍很強調此理論,并讓胡喬木抓總寫了篇長文發表在《人民日報》上。以人民日報編輯部名義發表的《毛主席關于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重大貢獻》的文章,于1977年11月1日發表。

  從客觀形勢看,進入80年代之前,世界發生了一些重要事件,其中最突出的是1979年蘇軍大規模入侵阿富汗。這種形勢使“兩霸爭奪、蘇攻美守”、中國的主要威脅來自北方、來自“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等觀點成為當時我們黨內占主流的觀點,從而強化了“三個世界”劃分的理念和“一條線”(集中反蘇霸)的戰略思路。

  但是,當時黨內也開始出現不同的看法和聲音。1979年7月17日,時任中共中央秘書長的胡耀邦同志在第五次駐外使節會議上提出:“過去我們說蘇聯社會制度變了,現在回過頭來看,理由不充分,必須重新考慮”。“蘇聯統治集團反華,亡我之心不死,但不等于他要搞亡我之戰。他要搞對華戰爭,這個決心不容易下。蘇聯人民和相當多的干部,對我友好之心未滅,單看領導集團亡我之心不死不全面。”1980年春天,中聯部李一氓副部長在部內組織力量給中央寫報告,提出我們的國際戰略思想不能拘泥于“三個世界的劃分”,對這個“理論”要重新研究。他認為將“三個世界的劃分”稱之為“理論”不合適,黨的十一大的文件甚至說“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是“國際無產階級的世界戰略”、“無產階級在國際斗爭中的階級路線”就更值得研究了。當前國際形勢的發展,已經突破了三個世界劃分的框架,我們的國際戰略思想不能拘泥于“三個世界的劃分”,而應改變從“三個世界劃分”出發所形成的、針對蘇聯霸權主義威脅采取的“一條線”、“一大片”戰略。后來實踐表明,中央是接受了中聯部報告所提出的意見,對“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沒再提了。

  勃列日涅夫于1982年3月24日發表“塔什干講話”施放出改善蘇中關系“新意”。他宣稱蘇不否定“中國存在社會主義制度”,承認“中國對臺灣擁有主權”,并提出了改善蘇中關系的“建議”。這一講話的背景是,1979年1月1日中美關系剛實現了正常化之后,美國國會于3月26日通過了《與臺灣關系法》,使中美關系圍繞“對臺售武”問題正在經歷著一場危機。勃列日涅夫“塔什干講話”的意圖是顯而易見的。

  1982年鄧小平會見喬治·布什,中美于8月15日達成協議,8月17日發表“八一七公報”。美方作出承諾,準備逐步減少對臺灣的武器出售,并聲明“它不尋求執行一項長期向臺灣出售武器的政策”,“承認中國關于徹底解決這一問題的一貫立場”。

  事實表明,中、美、蘇之間的“大三角關系”是客觀存在著的,及時調整所謂“一條線”、“一大片”的國際戰略,實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誰搞霸權主義就反對誰,這對中國是最為有利的。

  “一切從實際出發”,將永無止境。中聯部工作的出發點是什么?是從既定的戰略思想出發,還是從實際出發?回頭看,中央書記處1980年秋天的一次會議,明確中聯部對外工作“要以蘇聯的變化、世界革命形勢的變化和我黨的變化”這樣“三大變化”,作為“研究問題和作出決策的出發點”,這對中聯部工作的轉變起了方向性指導作用。如果中國仍然堅持“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我們就會認為“中國主要威脅來自北方”,那么我國“一條線”的對外戰略,以及“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就提不出來,黨的對外工作就不會有后來這么重大的改變,也就不會有今天這么大的成就。

  總之,黨對外工作最根本的原則和指導思想,歸根結底在于實踐,在于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由于客觀情況在不斷發展變化、實踐在不斷向前發展,所以黨的對外工作也要根據新的世情、國情和黨情,繼續開拓創新,探索前進。這是一個永無止境的過程。

  (作者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員) 

  參考文獻: 

  ①《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38-239頁,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②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思想年譜1975-1997》第390、396、356、369、406、271、283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出版

  ③王家瑞主編:《中國共產黨對外交往90年》第132-134頁,當代世界出版社2013年出版

  ④《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18頁

  ⑤《鄧小平思想年譜1975-1997》第272頁

  ⑥《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91頁

  ⑦朱良:《對外工作回憶與思考》,第100頁,當代世界出版社2012年出版)江澤民同志當時要求中聯部盡快就此向中央拿出意見和看法。

  ⑧肖楓:《社會主義:轉折與創新》第156頁,當代世界出版社2003年出版;肖楓:《如何看待中蘇論戰與“九評”問題》,中央黨校《學習時報》2013年10月28日)

  ⑨ 王家瑞主編:《中國共產黨對外交往90年》第89頁,當代世界出版社2013年出版

  ⑩《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26-128頁

  ?《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41頁

  ?《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78頁

  ?《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892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1版。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05頁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鄧小平思想年譜1975-1997》,第415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出版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鄧小平思想年譜1975-1997》,第370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出版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25頁

  ?肖楓著:《社會主義:轉折與創新》第136頁,當代世界出版社2003年出版

  ?宋濤:《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黨的對外工作重要思想》,載1917年3月31日出刊的《求是》雜志

  ? 郭業洲:在2017年10月21日黨的十九大新聞中心第三次記者招待會上講話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8頁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41頁

  ?《列寧全集》第41卷,第167頁,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

  ?《列寧選集》第3卷第423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列寧選集》第3卷第423、424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列寧選集》第4卷第119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列寧選集》第3卷第423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作者簡介

姓名:肖楓 工作單位: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趙天嬌)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用戶昵稱:  (您填寫的昵稱將出現在評論列表中)  匿名
 驗證碼 
所有評論僅代表網友意見
最新發表的評論0條,總共0 查看全部評論

回到頻道首頁
QQ圖片20180105134100.jpg
jrtt.jpg
wxgzh.jpg
777.jpg
內文頁廣告3(手機版).jpg
中國社會科學院概況|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簡介|關于我們|法律顧問|廣告服務|網站聲明|聯系我們
足球单场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