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漕運研究七十年
2019年10月14日 09:25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吳琦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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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漕運現象古已有之,但作為集權王朝統一征調糧食的活動,則始于秦漢,終于晚清。在漕運的演進中,歷朝歷代留下了大量文獻記載。正是在這些歷史文獻的基礎上,具有近代意義的漕運研究在20世紀逐漸展開。1891年《萬國公報》(第33冊)發表署名“懶散老人”的《歷代漕運異同說》,開啟了漕運研究成果的公開發表,但漕運研究的真正展開是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早期的漕運研究較為零散,發表文章近20篇,大致分為三類:一為對漕運總體性考述的作品;二為清代以前的斷代漕運研究;三為清代漕運研究。這批成果當為漕運研究的開啟之作,以考述文與評論文為主。作者們多關注漕運制度建設與發展,兼及經濟史的考察。其中,夏鼐《太平天國前后長江各省之田賦問題》、萬國鼎《明清漕運概要》、全漢昇《唐宋帝國與運河》、李文治《歷代水利之發展和漕運的關系》《清代屯田與漕運》等對后世具有較大的啟發意義。

  國內外學者關注漕運問題

  20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漕運研究逐步推進,國內外學者對漕運都給予了關注與研究。中國大陸的主要成果有:方楫《明代治河和通漕的關系》、馬云青《清季漕運遺聞》、賴家度《元代的河漕與海運》、史念海《三門峽與古代漕運》、樊樹志《明清漕運述略》、鄒逸麟《從含嘉倉的發掘談隋唐時期的漕運和糧倉》等。中國臺灣地區這一時期不乏研究,如吳緝華《明代的海陸兼運及運河的浚通》《明代臨清德州的地位及其漕倉的研究》等。代表性成果應屬張哲郎《清代的漕運》,該作將清代漕運分為河運期、海運期、河海并運期,但敘述重點仍在于漕糧河運。雖深度尚可拓展,但對清代漕運制度的梳理仍是系統和有益的。

  這一時期國外漕運研究以日本為主,代表人物是星斌夫。他圍繞清代漕運制度撰寫了系列論文,對清代河運漕糧的運道、水手、坐糧廳、糧食商品化趨勢及向海運的過渡等問題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星斌夫還先后撰寫了幾部明清漕運史專著:《明代漕運研究》論及明代漕運法、漕運組織、河運時期的海運及其相關問題;《明清時代交通史研究》后篇探討了清代漕運制度的開展情況。他還寫有《大運河——中國的漕運》《明清時代社會經濟史の研究》,后者比較了明清兩代的漕糧運輸制度。這一時期日本學者的研究也多限于對漕運制度的梳理,但較之20世紀上半期中國學者的漕運研究,視野更為開闊。同期美國學者對漕運問題的關注,最具代表性的當屬Harold C. Hinton(欣頓)的博士論文The Grain Tribute System of China(1845-1911)(《晚清漕運制度》),其對晚清時期漕運的總體運行,尤其是河運漕糧制度及其與運河、黃河的關系,做了詳盡勾勒。黃仁宇的博士論文《明代的漕運》以明代漕運為切入點,審視明代國家管理。

  這一階段的漕運研究以制度史與經濟史研究為主,無論國內還是國外,多關注漕運制度、漕事活動、河運海運等,以及從經濟史的角度審視漕運與河道、運輸、倉儲、屯田、財政等的關系。

  國內漕運研究全面展開

  20世紀最后20年是國內漕運研究的繁榮期,其原因在于改革開放之后的學術大發展。這一時期漕運研究的顯著變化是一批宏論或通論的著作面世。首先應當關注史念海《中國的運河》,書中對于秦漢以下尤其是唐宋以下運河在漕運方面的巨大作用論述較多。這一時期的幾部漕運專著皆具開拓意義。李治亭《中國漕運史》是首部漕運通史性著作,對先秦到清末的漕運發展過程進行整體把握,涉及運河開鑿、漕運組織管理、漕運工具、漕運與社會經濟關系等多個方面。吳琦《漕運與中國社會》從漕運的縱向歷史演進以及漕運與中國政治、古代軍事、社會制衡、商業經濟、農業經濟和社會文化的橫向關系,研究漕運及其社會影響。陳峰《漕運與古代社會》探討漕運的政治軍事意義、管理與運行狀態及其與古代社會諸多方面的關系,并批評了漕運對中國古代社會的消極影響之說。一批論文也從總體上論述漕運演進與發展及其階段性特征、“漕本”思想及其影響、古人對于國都與漕運關系的認識、大運河漕運對于傳統社會的消極影響、漕運思想的演變、歷代漕運改革等。

  這一時期的漕運研究還有兩個重要變化:一是各斷代的漕運研究全面開展,二是漕運研究領域不斷拓展。從秦漢魏晉南北朝到隋唐兩代、宋元時期,再到明清兩代,歷代漕運研究全面展開。如對于秦漢魏晉南北朝時期漕運發展概況、漕渠與運漕以及漕運與軍事關系的研究;對于隋唐時期運河與漕運的關系、漕倉建置、漕運官員設置與制度建設等的研究;對于宋元時期的漕運方式、組織管理、漕運人員、漕弊問題、南宋供漕體系、河運與海運等的研究;對于明清時期的漕運制度、漕運方式演變、漕船問題、漕軍及旗丁研究、白糧問題、漕糧寬免、區域漕運、漕運與區域社會的關系、漕運與大運河物質交流、漕弊問題、漕運的社會功用等的研究。

  斷代漕運史著作有:潘鏞《隋唐時期的運河和漕運》考察隋唐運河的開鑿與疏浚、阻塞對于國家興衰的影響;鮑彥邦《明代漕運研究》對明代漕糧的折征、白糧的運解、運軍制度、漕糧的兌運與漂流、漕船的修造、漕糧的運費等問題作了全面論述;彭云鶴《明清漕運史》通論明清兩代的漕運,對明清漕運空前發展的原因、漕運河道的治理、漕糧的征解和漕運制度的發展、漕運的弊端及漕運的社會影響等都作了詳細論述;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運》是斷代漕運代表性成果,全面梳理清代漕運制度,對清代漕運的持續、漕糧的財政及賑恤功能、清代的漕糧賦稅制度、漕糧的征收兌運和交倉、漕運官制和漕船制度、道光后的漕運改制等問題作了宏觀的把握和精微的論證。中國臺灣學者蔡泰彬《明代漕河之整治與管理》探討漕河全線地理形勢、黃河沖阻運道真相、山東四大水柜的濟運功能、百座船閘建置、整治漕河的組織、沿河州縣受困河役等問題,認為明代傾全國之力保漕河通暢,國力、民命盡傷于此。

  漕運研究向縱深拓展

  21世紀,漕運研究進入新的階段,出現了前沿性的趨向。其一,立足于國家視角關注漕運事項,把漕運視為一項重要的國家事務,重新審視漕運的特性;其二,立足于社會層面,關注漕運與社會的互動關系;其三,深入發掘史料,并在理論與方法上嘗試學科交叉的研究。

  專題研究和區域研究成為深入的重要路徑。張曉東《漢唐漕運與軍事》引入軍事學理論、歷史地理學方法,分析漢唐時期漕運與軍事的相互影響。李群《清代漕運法研究》從法制史的角度對于清代漕運機構、漕運法進行了論述。于德源《北京漕運和倉場》是首部區域性的漕運通史,對自東漢至清末北京地區的運河和漕運、倉儲的管理進行了考察。李俊麗《天津漕運研究(1368—1840)》系統全面地論述了明清天津漕運的運河管理制度、經由天津的漕糧數額、漕糧截留問題、漕船、漕糧海運以及漕運對天津的影響,討論了漕運與天津城市發展的關系。此外,一批論著關注明清漕糧運輸方式推行中的區域差異、運河一線漕運與民間信仰的關系。

  21世紀漕運研究最值得關注的現象是把漕運置于社會層面考察,這一研究趨向與社會史、歷史人類學等跨學科研究取向密切相關,表現出視角新、選題多、成果豐碩的特點。

  漕運人員及群體研究。相關研究集中在明清時段,關注漕運水手、軍戶、運軍與旗丁的群體活動、生存狀態及其社會影響。曹金娜《清代漕運水手研究》考察明清運軍、旗丁的生存狀況、社會環境以及旗丁引發的問題。沈勝群《清代漕運旗丁研究》對清代旗丁群體的形成、日常生活、社會狀況、群體文化、社會觀念、商貿活動、信息流通等方面進行了系統的考察,揭示旗丁在國家與民間、國家與地方關系中的角色演變。于志嘉《衛所、軍戶與軍役:以明清江西地區為中心的研究》探討區域性衛所屯田與漕運的關系,以及衛所制度在清代的變革和影響,集中討論了江西衛所的運軍、漕船與屯田等,揭示明代江西衛所與漕運的關系。一批論著對屯丁、漕運總督、水手羅教、水手械斗、漕運人員與其他利益群體的互動等,均有研究。

  財政視角的地方征漕研究。從賦稅財政的角度審視漕糧征收,深層考察地方財政結構、漕糧征派的漕弊陋規、漕項與地方財政的關系等。胡鐵球《明清歇家研究》認為,明末清初江南漕糧“官收官兌”的改革中,官府力圖消除“歇家”等包攬階層在征漕中的影響,但客觀上官府與糧戶都需要歇家化的中介人來辦理賦稅征解事務,導致革除包攬的效果不彰。由于正額財政不足以支撐地方用度,加派、陋規等法外財政大行其道,致腐敗盛行,財政上在官吏侵蝕下出現大量積欠。周健的系列論文分別探討了“漕耗歸公”“攤捐”、漕糧浮收勒折在州縣收入中的地位以及嘉道江南漕弊問題,揭示額外財政與正額財政的關系,或漕糧陋規項與地方財政收支的關系。一批論文對于“漕項”、“漕弊”整頓、蘇州“大小戶”、漕政與晚清財政改革等問題開展了討論。

  漕運與地方社會秩序。通過深掘史料,梳理諸如“吿漕”“鬧漕”“抗漕”“漕訟”等現象,揭示漕弊、漕政危機、制度困境,并進而審視地方社會秩序的變動以及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張小也《健訟之人與地方公共事務——以清代漕訟為中心》《史料、方法、理論:歷史人類學視角下的“鐘九鬧漕”》頗具代表性。日本學者香坂昌紀對乾隆五十四年的湖北漕船土宜案進行了法律史分析。吳琦、肖麗紅等的相關研究及《清代漕糧征派與地方社會秩序》(下編)系統闡述了鬧漕的時空特征、方式與角色以及對于地方秩序的影響,深刻審視了鬧漕背后的社會問題。近年來,學術界關注漕運與里甲、保甲、宗族、衛所等基層社會組織的關系,考察基層社會的漕務運行及實態,分析制度、社會等方面的深層問題。

  漕運與社會變遷。從多時段多角度探討漕運與社會變遷的關系,如通過漕運線路的空間變化考察區域社會變化、斷代漕運對區域及城市發展的影響、漕運制度與方式的演變探討對于社會變化的影響、“漕規”與社會變革的關系。倪玉平《清代漕糧海運與社會變遷》具有代表性,作者將漕糧海運置于清代中晚期的社會背景之下,考察清代漕糧海運與政治變革、經濟演變以及社會變動之間的關系。作者同時關注到了清代漕糧運輸方式轉變對于運河經濟區衰弱和沿海經濟區興起的深遠影響。

  仍有進一步發展空間

  漕運研究與20世紀以來中國學術發展緊密關聯,開啟于20世紀三四十年代,漸進至70年代,八九十年代繁榮發展,成果集中涌現,21世紀以來縱深拓展。其中,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漕運研究具有連貫、承繼、拓新的特征,研究時段上向明清尤其是清代集中,研究力量也多集中于中國大陸,有規模化的趨勢。進入21世紀,學者們擺脫了單純的制度史、經濟史研究的窠臼,重新認識漕運的屬性,從不同層面審視漕運的政治意義、經濟意義、社會意義,從漕政漕事揭示制度變革、區域發展、社會結構、秩序與變遷。在方法論上,開展跨學科研究,引入歷史人類學、社會史、法律史、政治學、社會學、財政學等的理論與方法,在不斷發掘史料的基礎上,開拓諸多新課題,提出不少新認識。

  展望未來,漕運研究仍有進一步的發展空間。首先,明清以前各時段的漕運研究相對比較薄弱,這固然與史料不足有關,但新的理論和方法有助于推進新的研究。其次,漕運史研究多偏向于江蘇、山東、天津等運河沿線省份的研究,而對江西、兩湖、浙江等地區的研究相對較少。近年來運河學研究崛起,運河一線的漕運研究得到加強,其他區域的研究也應該加大力度。再次,漕運研究尚有許多課題可以開展,諸如漕運的區域差異、漕運的運行機制、漕運對社會環境的影響、南方漕運家族、漕運史上的重要人物、漕運文獻的整理等。最后,漕運的跨學科研究成為近年來的一個趨勢,但如何有效借鑒相關學科的理論方法,需要不斷探索與實踐。

  (作者單位:華中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作者簡介

姓名:吳琦 工作單位:華中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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