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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的“話語與權力”及其傳播學意義
2019年10月12日 09:17 來源:《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18年第9期 作者:朱振明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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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

  當下是一個建構“話語體系”的時代,談話語必談米歇爾·福柯。由于福柯所從事研究的階段性,這使得諸多對福柯話語理論的理解和引用僅局限于“話語實踐”,把話語看成一個生產主體和社會現實的機器,無視“非話語實踐”(或權力)對主體性和社會現實的微觀建構。本文將采用歷史實證主義的方法,通過對福柯的“話語與權力”思想的文獻進行分析,強調福柯的話語和權力是不可分離的,“話語和權力”的互動是理解現實秩序建構的關鍵。

  關鍵詞

  福柯/話語/權力/話語理論

  作者簡介

  朱振明,中國傳媒大學傳播研究院國際傳播研究中心副教授。

  基金項目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項目“中國對拉美軟實力傳播研究”(項目編號:17YJA860029)的研究成果。

 

  傳播學當下是一個“建構話語體系”的時代,逢“話語”必談福柯。在以《話語與社會變遷》而聞名的英國話語分析學者諾曼·費爾克拉夫看來,福柯對話語概念及其分析方法的普及做出了貢獻,他“對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話語’概念的流行,話語分析作為一種方法的流行,可以部分地歸因于這種影響。”①不過,由于福柯的研究存在著階段性——前期的考古學更多強調話語形成的規則性與條件——后期的系譜學更關注話語歷史性中權力的作用,致使諸多對福柯話語理論的引用只關注話語的“話語實踐”特征,把話語看成一個生產主體和社會現實的機器,而無視“權力”對主體性和社會現實的微觀建構。本文將采用歷史實證主義的方法,通過對福柯的“話語與權力”思想的文獻分析,強調福柯的話語和權力是不可分離的,“話語和權力”的互動是理解現實秩序建構的關鍵。本文分為五個部分:第一是福柯的思維理路;第二是福柯話語的界定與分析;第三是福柯權力的界定與特征;第四是福柯的“話語與權力”關系;最后是福柯“話語與權力”思想的傳播學意義。

  一、福柯的思維理路

  (一)哲學的作用

  康德的《什么是啟蒙?》是福柯“當下哲學”的重要依據。在康德看來,啟蒙就是人類用自己的理智擺脫自己所加之于自身的不成熟狀態。福柯認為,“康德的作品是第一次一個哲學家從內部緊密地把自己作品的認識意義、對歷史的反思與特殊時刻的特殊分析聯系在一起。對作為歷史差異的‘今天’的反思以及把‘今天’作為一種特殊哲學任務主旋律的思考是‘什么是啟蒙’的新穎之處。”②早在1967年,福柯在尼采的影響下就指出,“哲學的作用是分析作用。實際上,哲學已經不是去喜歡說永久存在的東西。[現在],哲學擁有更艱難和難以捕獲的任務:去說發生的事情。”③于是在福柯處,哲學的任務不但是要分析過去被我們合理化的現實,而且還要超越這種合理化過程所帶的限制,生產新的主體。福柯所做的批判“不是去尋找具有普世價值的形式結構,而是對一些事件的歷史研究,這些事件使我們成為我們自己、成為我們的所做、所思與所說東西的主體。”④這體現于福柯對三種實踐的研究:以主客體關系為特征的知識領域的話語實踐、以主體間關系為特征的權力領域的非話語實踐、以主體與自我關系為特征的倫理領域的倫理實踐。

  (二)解構的認識論

  一方面,福柯深受德國哲學家尼采的系譜學以及法國哲學家巴什拉、格魯特、康吉萊姆等人影響。沿襲尼采,福柯解構了傳統的單一的、線性的、宏大的歷史,繼尼采的“上帝之死”后,提出了“人之死”,這種觀念意味西方哲學史上的宏大或大寫“理性”或大寫的形而上學“主體”的消失,即作為主體的人不再是空洞的存在,而是具有實實在在地生活、工作、言說等實證性的存在。福柯對歷史性的認知集中在斷裂和非連續性之上,摒棄了對人類社會的“整體性”的合理化(或單數的、大寫合理性)認識,轉向對人類社會的、具體的或復數的“合理性”的關注,強調“經驗”成了新的主體性建構的主要場所。從“經驗”(如瘋癲、性等)角度出發,“福柯把自己的作品界定為一種‘思維的批判史’,對它的理解表現為對‘體驗焦點’的分析,該分析把‘可能知識的形式’、‘個體行為的規范模式’以及‘主體的可能存在方式’構合在一起。這種分析策略體現在:首先,涉及‘話語實踐’,話語實踐依據真實與虛假間的游戲來構成和組織可能的認識形式;其次,用權力、技術以及對他者行為的引導程序來研究行為的規范模式;最后,研究個體通過‘自我實用主義’或自我關系技術實現主體化的形式。”⑤從巴什拉等人那里,福柯也認識到人類思想的軌跡不是線性的,而是具有非連續特征;在宏大的思想連續性下面、在精神的宏大與均質化表象下面、在科學的頑強變遷下面,看到了斷裂的介入。⑥于是,在福柯那里,話語的條件性和非話語實踐的構建性成了其研究的興趣點。

  另一方面,福柯還從尼采那里了解到:“我們被過程、運動和力量所貫穿;我們不知道這些過程和這些力量,哲學的作用無疑就是分析這些力量,分析它的現狀。”⑦在這種認識論的背景下,福柯避開業已存在的從生產關系和意義關系來理解主體的路徑,從權力關系出發來分析主體化的過程。不過福柯提出一種不同于傳統的基于法律與制度模式上的權力,擴大了權力的界定維度,從可讓度的、單向傳播的權力觀轉向了相互作用的權力關系。也就是這讓復雜的權力關系與知識和話語緊密地聯系在一起。

  總之,福柯既不打算從所有事件與所有可能的道德行為中提出普世的結構,而是處理講述我們所思、所說與所做的話語,并把它們當做另類的歷史事件來處理;也不打算從“我們是什么”的形式出發來推導我們不可能認識或做的東西,而是從使我們成為我們自己的偶然性中提煉出不再像現在這樣存在、做與思考的可能性。⑧

  (三)考古-系譜學方法論

  福柯主要采用了體現話語生成的、表現為解析話語生成條件的歷史橫向維度的考古學,以及解析權力與知識/話語間互動關系的歷史縱向維度的系譜學,即權力關系如何作為知識形式和主體性形式的模具來發揮作用。具體地,“考古學更多是這樣一種研究,其試圖尋找認識和理論成為可能的原因;根據何種秩序空間,知識才得以形成;依據何種歷史先驗并在何種實證性元素中觀念(Idées)才可能出現,科學才得以構成,哲學中的體驗才得以表現,合理性才得以形成、解體和快速消失。”⑨雖然,考古學分析對象主要是科學話語,但這種方法也可以用于其他領域,因為“考古學試圖描述的不是具體結構中的科學,而是不同的知識領域。”⑩福柯的“系譜學”也不是一門學科,也是一個研究領域,其“絕不是為了追溯過去,重建歷史敘事的連續性,而是從多元性、擴散、偶然性等出發,去恢復特殊性的事件”。(11)對福柯而言,系譜學作為對起源的分析,其存在于身體和歷史的構合之中,進行系譜學研究就必須顯示浸淫于歷史的身體又要把歷史看成身體的解構者。(12)“系譜學”分析試圖重構知識與認識對象及認識主體發生關系的方法,展示知識、權力、主體、客體等在縱向上互動關系的歷史性。考古學更多出現在福柯20世紀60年代的著作中;在20世紀70年代,考古學轉向了系譜學,福柯的研究從對“認識型”的關注轉向了對話語體制歷史決定性的研究。

  (四)福柯的問題化

  在了解福柯的認識論和方法論之后,有必要認識福柯是如何選擇并形成自己的研究問題,即“問題化”。在福柯看來,思維是一種歷史事實,因此有自己的歷史。(13)福柯于是把自己的工作定位為“思維的批判史”,致力于研究思維的問題構建方式以及為回應這些問題所實施的策略。在“思維史”框架下,福柯的“問題化”不是去再現一個早已存在的對象,也不是通過話語來創造一個不存在的對象,而是“一套話語或非話語實踐,這些實踐讓某物進入真實-虛假的游戲中,把它構建為思考的對象。”(14)如自古典時期開始,通過理性話語,即科學與非科學、理性與非理性、道德與非道德的區分,借助管理與紀律程序,人被賦予一定的秩序,在此實踐中出現了作為研究問題的“瘋癲”(理性/非理性)、“性欲”(道德/非道德)、“疾病”(科學/非科學)等話語。在《瘋癲史》中,問題是了知“瘋癲”如何、為何在某個既定時刻通過一定的制度實踐和認識機器被構建成要研究的問題。同樣,《規訓與懲罰》的“問題構建”分析的是,18與19世紀之交借助懲罰實踐和懲治機構來實現的犯罪與懲罰關系的變化,以顯示“處罰由技術和策略閱讀格柵代替了法律格柵”(15);在《診所的誕生》中,福柯又努力展示在醫療機構中,一種解剖-病理學知識如何發展起來(如新的客體、新的概念、新的陳述規則、新的話語實踐等出現),并為一種具有豐富科學生產性的醫學奠定了基礎。(16)因此,福柯的工作更多被描述為對與某個既定時期相對應的“問題化”一般形式的研究,研究“問題化”的形式就是在(問題的)特殊的歷史形式中來探討具有普遍意義的問題的分析方法。由于話語實踐/非話語實踐是結構“問題化”的主要手段,因此“話語”和“權力”便成了理解福柯思想的重要理論工具。

作者簡介

姓名:朱振明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張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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