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 >> 社科關注
晚清與“五四”:從改良文言到改良白話
2020年01月12日 07:34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2018年第9期 作者:胡全章 關愛和 字號

內容摘要:

關鍵詞: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胡全章,河南大學文學院教授;關愛和,河南大學文學院教授。

  關鍵詞:晚清/ “五四”/ 改良文言/ 改良白話/ 梁啟超/ 胡適/

  內容提要:晚清至五四時期發生的中國文學變革,語言范式的轉型具有關鍵的本體性和標志性意義。晚清時期,梁啟超通過改良文言和化雅向俗的努力,創造出文白雜糅、中西兼采、富有思想張力、筆鋒常帶情感的新文體,促成中國文學體系和書面語的近代變革。五四時期,胡適、陳獨秀推白話文學為正宗,通過改良白話和化俗為雅的努力,創造了適應現代人表情達意需求的新文學和語體文,確立現代白話文學的新文統。晚清言文雜糅的新文體和“五四”言文合一的白話文體,構成了中國文學和書面語現代化演進過程中先河后海的自洽性鏈接。

 

  1920年,胡適曾說:“當梁任公先生的《新民叢報》最風行的時候,國中守舊的古文家誰肯承認這種文字是‘文章’?后來白話文學的主張發生了,那班守舊黨忽然異口同聲的說道:‘文字改革到了梁任公派的文章就很好了,盡夠了。何必去學白話文呢?白話文如何算得文學呢?’”①這則饒有意味的文壇掌故,道出了一個歷史事實:梁啟超式的報章新文體,與胡適倡導的語體新文學,是晚清與五四“文字改革”過程中出現的兩種最具代表性的新式文體與書面語;前者到后者的歷史嬗遞,是中國文學從古典走向現代過程中具有連續性的語言與文體變革。

  然而,在過去的文學史敘述中,這種自然的歷史嬗遞過程被有意無意忽視了。以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為例,這部寫于1922年的著作,出于以白話文學為正宗的語文觀,采取了以五四新文學接續晚清白話小說和白話文運動的敘事策略,而有意淡化乃至遮蔽與梁啟超策動的晚清文學界革命②的內在關聯。這種淡化或遮蔽普遍存在于現行文學史的敘述中。本文擬以梁啟超、胡適為中心,通過對晚清與“五四”兩代文學革命先驅從改良文言到改良白話歷程的考察,探討晚清文學界革命與五四文學革命的歷史鏈接。

  一、晚清:改良文言與化雅向俗

  19世紀末與20世紀初,在西學東漸和啟蒙救亡背景下,近代中文報刊蓬勃興起,中國文學與思想的傳播媒介和讀者接受方式發生了重大改變,一個以報刊為中心的文學與思想變革的時代悄然來臨。胡適1923年指出:“二十五年來,只有三個雜志可代表三個時代,可以說是創造了三個新時代:一是《時務報》;一是《新民叢報》;一是《新青年》?!雹廴蓦s志引領了晚清與“五四”兩個啟蒙時代的思想與文學變革。梁啟超嘗言:“自報章興,吾國之文體,為之一變,汪洋恣肆,暢所欲言,所謂宗派家法,無復問者?!雹茏鳛橥砬逅枷雴⒚蛇\動的主將和文學界革命的陶鑄者,梁啟超風靡一世的報章新文體,起步于變法維新的《時務報》階段,成熟于流亡日本的《新民叢報》時期。

  甲午戰敗后,先進知識分子在民族危亡時局下探求救亡圖存之道,中國進入政治變革的準備時期。維新派精神領袖康有為“詭誕敢大言”,“言學雜佛耶,又好稱西漢今文微言大義”,“發為文章,則糅經語,子史語,旁及外國佛語,耶教語,以至聲光化電諸科學語,而冶以一爐,利以排偶”;這一由南海先生“啟其機括”的文章風尚,為其弟子梁啟超所繼承。⑤擔任上?!稌r務報》主筆時的梁啟超,以“先知有責,覺后是任”⑥的熱情與信念,將今文學派三世說和西洋進化論的思想要義,全球列國大局及老大帝國“變亦變,不變亦變”,“大變則大效,小變則小效”的道理,⑦要言不煩、條分縷析講給讀者。同時,又將變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興在變科舉的變法邏輯,以及開民智、興民權、變官制、滿漢平權等思想主張,以淺易通俗、熱情奔放的報章文體傳播到大江南北,取得“舉國趨之,如飲狂泉”⑧的閱讀效應,世稱“時務文體”。這一時期,梁啟超充當了維新變法喉舌和宣傳家的角色,其貢獻在于借助《時務報》這一新興媒體平臺,運用明白流暢而有熱力的文字,宣揚維新變法和救亡圖存的道理,在社會上鼓蕩起一股強勁的變革之風。在梁啟超成為輿論界驕子的同時,他廣采新知、文白雜糅、平易暢達、感情豐沛的時務文體,也開啟了中國“報章興”的新時代。

  遵循從眾向俗、化雅為俗的大眾路向,用淺顯易懂、婦孺易解的報館之文,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追求導愚覺世、左右人心的閱讀效應,這既是報章文體自身發展的需要,也是梁啟超文體價值觀氤氳生成的結果。1897年,梁啟超在湖南時務學堂教授生徒,別出心裁地把天下之文分為“傳世之文”與“覺世之文”,以為“傳世之文,或務淵懿古茂,或務沉博絕麗,或務瑰奇奧詭,無之不可”,而“覺世之文,則辭達而已矣,當以條理細備、詞筆銳達為上,不必求工也”。⑨鼓勵以覺天下為己任的莘莘學子,不落漢學家佶屈聱牙的述學之文和桐城派奇句單行文人之文的窠臼,走出“抱八股八韻考據詞章之學,枵然而自大”⑩的誤區,創造與寫作直面時艱、救焚拯溺、條理細備、平易暢達的覺世之文。梁啟超“為椎輪,為土階,為天下驅除難,以俟繼起者之發揮光大之”的為文理念,(11)成為《時務報》同人——黃遵憲、汪康年、麥孟華、歐榘甲等——的共同選擇,而傳統文集之文古雅艱澀的文體文風,則為時務報館所不取。

  亡命日本后,梁啟超總結戊戌變法失敗之因,逐漸認識到新民乃救國之前提,造就新型國民和改造國民性是建立新制度、新政府、新國家的基石,國民思想啟蒙和國民精神再造才是救治中國根本之方。他遍覽日文報刊和日譯西學書籍,借道東洋辛勤為國人采集西洋文明思想的薪火,相繼創辦《清議報》、《新民叢報》、《新小說》等雜志,發表了大量政論文、傳記文、述學文、雜文等新體文章,以及新詩、新小說、改良新戲等文學作品,大力傳播近代民主思想和民族國家觀念,不遺余力抨擊清政府的腐敗專制統治,反思批判國人的奴隸根性,闡揚國民公德、國家思想、進取冒險精神、權利思想、自由理想、自治理念、合群觀念等,大聲呼喚尚武精神和“中國魂”,甚乃鼓吹革命、排滿、破壞、暗殺、自立、共和,以“烈山澤以辟新局”的氣度,充任“新思想界之陳涉”。(12)梁啟超發表在《清議報》、《新民叢報》上的“或大或小,或精或粗,或莊或諧,或激或隨”,“能納一切,能吐一切,能生一切,能滅一切”的威力強大的文字,(13)使得政治革命、民族革命、宗教革命、道德革命、學術革命、文學革命、文字革命、風俗革命的理念深入人心。梁啟超“開文章之新體,激民氣之暗潮”(14)的新體散文,因《新民叢報》堅持最久、影響最大,時稱“新民體”?!靶旅耋w”是梁啟超新文體的成熟形態。

  在梁啟超新民救國的思想鏈條中,文學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文學作為國民精神的重要表征,無疑是“新民”的重要內容;而文學自身所具有的轉移情感、左右人心的特性,又是“新民”最有效的手段。從國民精神進化而言,文學需要“自新”;從促進國民精神進化而言,文學又必須承擔起“他新”的責任。對于文學,梁啟超抱有“自新”與“他新”的雙重期待。20世紀初,梁啟超依托《清議報》、《新民叢報》及《新小說》雜志,相繼發起詩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說界革命和戲曲界革命,掀起了一股強勁的文學變革之風,在文壇和知識界產生了巨大反響,極大地推進了中國語言文學體系的近代變革。

  梁啟超明確提出“詩界革命”的主張,是在1899年底寫作的《汗漫錄》中。梁啟超以為:“支那非有詩界革命,則詩運殆將絕”;“欲為詩界之哥倫布、瑪賽郎,不可不備三長: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語句,而又須以古人之風格入之”。(15)之后,梁啟超在《清議報》、《新民叢報》、《新小說》上開辟“詩界潮音集”、“飲冰室詩話”、“雜歌謠”等專欄,鼓吹詩界革命。鑒于新詩實踐中新語句與舊風格常相背馳的矛盾,以及新詩壇“以堆積滿紙新名詞為革命”的流弊,梁啟超在《飲冰室詩話》中轉而強調“然革命者,當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將詩界革命綱領調整為“以舊風格含新意境”;并推重自詡“我手寫我口”的黃遵憲為“能熔鑄新理想以入舊風格”的典范。(16)

  在維新變法時期,小說戲曲左右人心、移風易俗的作用,便為康有為、嚴復、夏曾佑所看重。但晚清小說戲曲界革命運動的倡導者,則是梁啟超?!肚遄h報》創辦首期即開辟“政治小說”專欄。梁啟超發表《譯印政治小說序》等文,號召寫作與翻譯“以稗官之異才,寫政界之大勢”(17)的政治小說。1902年創辦《新小說》,梁啟超以《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為發刊詞。受當時習慣的影響,梁啟超使用“小說”概念時,也常常包含戲曲。他倡導的小說戲曲界革命,將文學救國的神話演繹到極致?!墩撔≌f與群治之關系》以為“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欲新道德、新宗教、新政治、新風俗、新學藝、新人心、新人格“必新小說”,并推“小說為文學之最上乘”,(18)這極大提升了以小說戲曲為代表的白話文學的文化文體地位。小說戲曲界革命帶起了一個小說期刊和著譯新小說繁榮的時代,小說戲劇自此成為20世紀中國文學中的巨大家族。

  梁啟超心目中的“文界”,主要是指以報章文體為主的著譯之業。在國勢危急、民族被難之時,著譯之業當以“維新吾國,維新吾民”為第一要務,著譯者當以“述其所學所懷抱者,以質于當世達人志士,冀以為中國國民遒鐸之一助”(19)為首選。梁啟超為文界革命設置的目標,是在傳統抒寫個人情志的文人之文和以經術為本源的述學之文之外,別創一種會通中西、融合古今、半文半白、亦駢亦散、條理明晰、自由抒寫、流暢銳達、雄放雋快的文章新體,使之成為傳播文明思想、拯救民族危亡的堅車利器。

  梁啟超倡導的文學界革命,為諸種文體設置了“自新”與“他新”的目標和路徑,他本人也身體力行于詩歌、小說、戲曲等文體的創造與寫作。但詩歌、小說、戲曲等文體的寫作,對梁啟超來說,其意義只是一種客串和示范。梁啟超視為當行本色、舍我其誰者,仍是“新文體”創造與寫作的成績。他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描述《清議報》、《新民叢報》時期“新文體”寫作的情況道:

  自是啟超復專以宣傳為業。為《新民叢報》《新小說》等諸雜志,暢其旨義,國人競喜讀之。清廷雖嚴禁不能遏。每一冊出,內地翻刻本輒十數。二十年來學子之思想,頗蒙其影響。啟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為文,學晚漢魏晉,頗尚矜練。至是自解放,務為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學者競效之,號“新文體”。老輩則痛恨,詆為野狐。然其文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情感,對于讀者,別有一種魔力焉。(20)

  梁啟超新文體改良文言的努力,首先體現為淺近化、白話化與不避駢偶的語言表達,以及平易暢達、酣放淋漓的文體風格。從語體層面考察,主要表現有三:其一是從眾向俗,為文盡量運用淺近易懂而非艱澀生僻的文言語匯;其二是向俚語開放,吸收諺語、俗話、成語等白話成分,拉近言文之間的距離;其三是不避駢偶,吸收雙聲疊韻語匯,融會駢文時文的偶句排句,增強音韻之美、節奏之感與整飭之氣。從文體層面考察,主要是語言淺近、表達明白所帶來的平易暢達的閱讀效果,雜以俚語雋語所造成的活潑跳脫的文風,運用韻語、排比語、偶句所帶來的聲韻鏗鏘之調、慷慨淋漓之氣與往復頓挫之效。加上作者以情感之筆說理敘事的寫作風格,縱筆所至不檢束的自由書寫理念,使梁啟超新文體具備了極強的表現力、極大的容量與自由度。梁啟超《新民說》等政論文章,《少年中國說》、《呵旁觀者文》、《過渡時代論》等新體雜文,《南??迪壬鷤鳌?、《意大利建國三杰傳》、《近世第一女杰羅蘭夫人傳》等新體傳記,其文字均有左右人心的巨大魅力。梁啟超在《飲冰室自由書》敘言中,稱此類隨感性的文體是“或用文言,或用俚語,惟意所之”。(21)胡適《四十自述》回憶讀梁啟超《新民說》一類文字的感覺是“明白曉暢之中,帶著濃摯的熱情,使讀的人不能不跟著他走,不能不跟著他想”。(22)這種自由書寫、充滿活力的新體散文,更能適應過渡時代新興大眾傳媒之需,也更受時人的青睞與追捧。

  同為思想啟蒙先驅,嚴復與梁啟超選擇的著述文體和作文路徑卻大相徑庭。嚴復著意于精英啟蒙,而梁啟超則堅持于民眾啟蒙。1902年,嚴譯《原富》問世,梁啟超在贊其“精善”時,以文筆太務淵雅、一翻殆難索解為憾,指出“著譯之業,將以播文明思想于國民也,非為藏山不朽之名譽也”,強調著譯之文應是通俗易懂,方便國民閱讀。(23)嚴復以為所譯學理邃賾之書,本就為熟讀古書之人而作,并反唇相譏:“若徒為近俗之辭,以取便市井鄉僻之不學,此于文界,乃所謂陵遲,非革命也?!?24)嚴、梁關于文筆文體應該古雅還是近俗的分歧,顯示出精英啟蒙與大眾啟蒙的不同路徑,可視為五四時期文白之爭的序曲。較之梁啟超從眾向俗的文體實踐,嚴復務求淵雅的價值取向顯得曲高和寡;《天演論》之后的嚴譯名著,其受眾群體和社會影響力,均遠遜于梁啟超新文體。

  梁啟超新文體改良文言的另一途徑,是大量借用與中國同文的日語新詞匯,并在行文中雜以歐式語法,體現出向歐化開放的語言策略和文體的近代化趨向。明治維新后,日本語匯中出現了許多西學背景、漢字書寫的“新名詞”。西學東來學術渠道的建立,給晚清中國帶來了一個新名詞新學理大爆炸的時代。時風所向,就連中國譯界泰斗嚴復“一名之立,旬月踟躇”的精心之作,如“物競、天擇、儲能、效實”等嚴復引以為傲、宣稱“皆由我始”的譯名,(25)也很快淹沒在日本名詞的滾滾洪流之中。面對鋪天蓋地的日本新名詞、新學語,梁啟超徑直采取為我所用的“拿來主義”態度。借助日本的新名詞、新學理,搭建起近代中國新文體、新學術的框架,被譽為“新民師”的梁任公厥功甚偉。且看《新民說·論進步》中的一段文字:

  實則人群中一切事事物物,大而宗教、學術、思想、人心、風俗,小而文藝、技術、名物,何一不經過破壞之階級以上于進步之途也?故路得破壞舊宗教而新宗教乃興,倍根、笛卡兒破壞舊哲學而新哲學乃興,斯密破壞舊生計學而新生計學乃興,盧梭破壞舊政治學而新政治學乃興,孟德斯鳩破壞舊法律學而新法律學乃興,哥白尼破壞舊歷學而新歷學乃興,推諸凡百諸學,莫不皆然。而路得、倍根、笛卡兒、斯密、盧梭、孟德斯鳩、哥白尼之后,復有破壞路得、倍根、笛卡兒、斯密、盧梭、孟德斯鳩、哥白尼者。其破壞者,復有踵起而破壞之者。隨破壞,隨建設,甲乙相引,而進化之運乃遞衍于無窮。(26)

  新名詞背后傳遞的,是西洋新人物、新思想、新學術、新觀念、新氣象。無論是思想觀念的近代化,抑或是語言文學的近代化,包括革命文學和革命思潮的興起,都與新名詞傳播關系極大。晚清時期,以雙音的新名詞為主體的新語匯在新文體中所占比例之大,外國語法對文言句式和古語文體的歐化改造,已經到了決定其語言風格和文體特征的地步。這一情形,使得陳陳相因的傳統文言和模古擬古的古語文體相形見絀,新體散文的語言表現力得到極大拓展與提升,與時俱進的近代改良文言語體文體逐步建立。

  晚清文學界革命時期,改良文言的語體文體實踐,迅疾在以新派知識分子出版的新型書刊為傳播媒介的新文壇全面展開。鄒容1903年問世的《革命軍》,以“普及四萬萬人之腦?!?27)為目標,文白雜糅,恣肆跳踉,屬于典型的梁啟超新文體。為之作序的“有學問的革命家”章太炎,不僅沒有“惡其不文”,反而贊其“徑直易知”。(28)章太炎對取法東瀛的新文體盡管不以為然,然而《駁康有為論革命書》、《討滿洲檄》等一批顯其一生革命業績的“戰斗的文章”,文辭卻有意“取足便俗”,(29)究其因,乃時代使然?!睹駡蟆窌r期,章太炎政論文產生了“所向披靡,令人神旺”的轟動效應,其社會影響力遠大于連章門弟子亦“讀不斷,當然也看不懂”的《訄書》。(30)劉師培早年暴得大名的《攘書》及刊諸《警鐘日報》、《民報》、《天義報》的政論文章,包括《〈共產黨宣言〉序》,理融歐亞,詞駁今古,語體上屬于向歐化開放的改良文言,文體上亦是駢偶化的報章文體。古文家林紓風靡一時的“林譯小說”并非真正的“古文”,其中摻雜不少土語、雋語、佛家語、佻巧語和外來語,(31)屬于一種向古白話、口語白話、外來語開放的松動的文言,一種通俗、淺近、活潑、富于彈性的改良文言。王國維早年倡導以日本“新學語”入中國文,(32)其哲學、美學、文學、教育論文,語體上大量取用日源新學語和歐化句法,甚至創造出“哲學的也,宇宙的也,文學的也”(33)之類橫跨文言、白話兩大書寫系統的獨特句式,也是一種中西合璧、文白兼采的改良文言。章士釗名重一時的文理密察的“邏輯文學”與“甲寅文體”,在改良文言的歐化道路上走得更遠。切實將改良文言的歐化實踐引向深入的,還有在小說界革命影響下走上文學救國道路的魯迅和周作人的文學翻譯文體。周氏兄弟在西文句法乃至章法方面的歐化試驗,使《域外小說集》的改良文言語體文體充滿了陌生化、先鋒性與現代意味。晚清“新小說”論者和作者在倡導與改造“俗語文體”方面的種種努力,則使得此期著譯新小說的語言實踐同時在文言白話化、白話文言化、文言與白話都不同程度地歐化的多層面和多向度展開,在很大程度上拉近了文言與白話間的距離。晚清眾多新派作家在改良文言語體文體上所做的多方面、多領域實踐,是一次非常重要、頗有價值的近代化探索與試驗。

  從改良群治、啟發蒙昧的需要出發,文學界革命的倡導者還抱有言文合一的遐想。黃遵憲1895年出版的《日本國志》,率先提出言文合一思想,以為“語言與文字離,則通文者少;語言與文字合,則通文者多,其勢然也”,指出小說家言和白話文接近言文“復合”,希冀他日“變一文體為適用于今、通行于俗者”,好讓“天下之農工商婦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34)戊戌時期,梁啟超對“言文分”之弊與“言文合”之利多有闡發,是言文合一說的積極倡導者。(35)1902年,梁啟超在《新民說·論進步》中將“言文分而人智局”列為“中國群治濡滯”的五大要因之一,以為欲求群治進化,必須考慮言文合一。(36)1903年,梁啟超用進化史觀審視各國語言文學演進大勢,指出古語文學變為俗語文學乃文學進化之一大關鍵,“各國文學史之開展,靡不循此軌道”,宋元以降非但不是中國文學退化時代,反而是大進化時代,“何以故?俗語文學大發達故”;當今時代,“茍欲思想之普及,則此體非徒小說家當采用而已,凡百文章,莫不有然?!?37)所謂“各國文學史之開展”,在泰西主要指文藝復興時期歐洲各國紛紛以本民族的俗語文學取代古拉丁文的演進趨勢,在泰東主要指中國宋代以后俗語文學大發達的進化趨勢。梁啟超關于俗語文學取代古語文學乃世界文學發展大勢之論,以及凡百文章都應采用俗語文體之見,與十五年后胡適標榜的“歷史進化的文學觀”和白話文學正宗觀,理路一致且說法相近。作為文學革命的先行者,梁啟超預測到白話文學大進化大發展的必然趨勢,也積極嘗試過俗語文體(如政治小說、改良新戲、白話譯詩等),但深感純用俗話遠不如文話得心應手;在報章文體初興時期,他更習慣和擅長運用言文雜糅、中西兼采、簡潔生動、雅俗共賞的新文體,使其擔負起傳播文明思想的重任。

  中國語言文學的言文合一之路,需要新的披荊斬棘者的出現。

  二、“五四”:改良白話與化俗為雅

  五四文學革命是從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入手的。胡適之所以選擇語言革命作為文學革命的主攻方向,在于他認定“文字是文學的基礎,故文學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文字問題的解決”,“先要做到文字體裁的大解放,方才可以用來做新思想新精神的運輸品”。(38)這一思路的內在邏輯,是對晚清以降思想啟蒙先驅和文學界革命者重“革其精神”而輕“革其形式”思維模式的糾正,其突破口是作為新思想、新精神載體的語言工具,意在通過徹底打破精英與大眾、雅與俗之間文化壁壘的努力,實現言文合一理想和播文明思想于全體國民的文化啟蒙目標。后世史家將五四文學革命別稱為白話文運動,從中可見語言革命之于文學革命的決定性作用與根本意義。

  胡適、陳獨秀對于白話文(學)的自信,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晚清時期的白話文(學)實踐。蔡元培、陳獨秀、胡適、錢玄同等五四新文化人,晚清都有過白話報活動和白話文寫作經歷,其中尤以《競業旬報》主筆胡適的白話文“訓練”最為全面,白話文自此成為其表情達意的“一種工具”。1915年夏秋時節,胡適已在留美同學圈醞釀“文學革命”。在與梅光迪、任鴻雋等人的辯難中,他認識到“一部中國文學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陳代謝的歷史”,俗話文學是“中國的正統文學”,“中國今日需要的文學革命是用白話替代古文的革命,是用活的工具替代死的工具的革命”。廓清上述認識后,至1916年7月,他與友人爭論的焦點,就只剩下“白話是否可以作詩”一條了。胡適據此斷言:“白話文學的作戰,十仗之中,已勝了七八仗?!?39)一個月后,他給陳獨秀寄去了那封首揭“文學革命”八事要領的公開信。10月5日,陳獨秀在復函中希望他“切實作一改良文學論文,寄登《青年》”。(40)三個月后,當《文學改良芻議》文稿漂洋過海如約而至,誰也沒有想到,一場徹底改變中國語言文學和思想文化版圖與歷史走向的革命風暴,將由這篇冠以“改良”之名的“芻議”文章來引爆。

  白話文學正宗觀是《文學改良芻議》的最大亮點,也是引爆“文學革命”的導火索。該文卒章顯志地宣稱:“以今世歷史進化的眼光觀之,則白話文學之為中國文學之正宗,又為將來文學必用之利器,可斷言也?!标惇毿慵影凑Z道:“白話文學,將為中國文學之正宗,余篤信而渴望之?!?41)這一觀點,源于胡、陳對歐洲近世各民族國家國語文學演進大勢的研判——“歐洲中古時,各國皆有俚語,而以拉丁文為文言,凡著作書籍皆用之,如吾國之以文言著書也”;至近世,但丁諸文豪起而意大利人始用意國俚語著書作文,路德創新教以德文譯《舊約》、《新約》而開德語文學先河,英法諸國也經歷了以本民族言文合一的俚語為基礎創建本國國語文學的過程,“故今日歐洲諸國之文學,在當日皆為俚語。迨諸文豪興,始以活文學代拉丁之死文學;有活文學而后有言文合一之國語也”。(42)此后,隨著陳獨秀《文學革命論》和胡適《歷史的文學觀念論》、《建設的文學革命論》等引領方向的理論文章陸續發表,以及錢玄同、劉半農、傅斯年、羅家倫、周作人、魯迅等一批新文化人的加盟,胡適關于“文學革命”和“詩國革命”的設想,就從美國幾個留學生朋友圈中的課余討論,演變為一場國內外眾多知識精英投身其中的轟轟烈烈的新文學運動。

  胡適事后總結:“文學革命的作戰方略,簡單說來,只有‘用白話作文作詩’一條是最基本的。這一條中心理論,有兩個方面:一面要推倒舊文學,一面要建立白話為一切文學的工具?!?43)他把文言與白話兩套語言系統視為兩個世界:文言表述系統代表少數人的貴族文學,白話表述系統代表最大多數人的平民文學;將文言與白話、古語文學與白話文學置于二元對立位置,從根本上顛覆了文言高雅、白話低俗的傳統價值認定。其最終目標是把長期處于邊緣位置的白話文學推上雅文學的寶座,建立以白話文學為正宗的新文統。盡管《新青年》陣營對胡適的白話文學正宗說和文字文學“死活”論有保留意見,但在“改良中國文學,當以白話為文學正宗”這一戰略方向上則達成了高度一致。照文學革命急先鋒陳獨秀的說法:“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余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44)

  與胡適偏重于語言文體革命,強調死文字決不能產生活文學不同,陳獨秀則著眼于倫理革命,強調以文學革命推進思想革命。陳獨秀有感于歐洲文藝復興以來,政治界、宗教界、倫理道德、文學藝術等“莫不因革命而新興而進化”,反觀中國,則國民畏革命如蛇蝎,“故政治界雖經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嘗稍減”;究其本因,“則為盤踞吾人精神界根深底固之倫理、道德、文學、藝術諸端”皆未經歷過革命洗禮,而舊文學又“與吾阿諛夸張虛偽迂闊之國民性,互為因果”,故而斷言“今欲革新政治,勢不得不革新盤踞于運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學”。(45)在這位新文化運動的主帥看來,文學革命乃倫理革命之前提與基礎,而倫理革命又為政治革命之前提與基礎;這一思路,與梁啟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的啟蒙主義文學觀一脈相承。(46)陳獨秀所要推倒的雕琢阿諛的貴族文學、陳腐鋪張的古典文學、迂晦艱澀的山林文學,屬于胡適所言的少數人的貴族文學、古語文學、死文學;其所要建設的平易抒情的國民文學、新鮮立誠的寫實文學、明了通俗的社會文學,則屬于胡適所言的多數人的平民文學、白話文學、活文學。

  五四文學革命的根本目標,集中體現在胡適提出的“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十字宗旨。胡適從近世歐洲各國國語形成的歷史經驗中受到啟迪,以為“有了國語的文學,方才可有文學的國語。有了文學的國語,我們的國語才可算得真正國語”;斷言“中國將來的新文學用的白話,就是將來中國的標準國語,造中國將來白話文學的人,就是制定標準國語的人”;其愿景是“要在三五十年內替中國創造出一派新中國的活文學”。(47)鑒于國內大多數人“最不肯承認的,就是白話可作韻文的唯一利器”,他決計用“科學家的試驗方法”來經營白話新詩。(48)他抱定“自古成功在嘗試”的信念創作的《嘗試集》,指示了一條打破一切舊詩詞曲形式束縛的自由體白話詩的新徑。魯迅則秉承“啟蒙主義”文學觀,創造性地吸納歐洲近代小說體式,創作出堪稱現代白話小說經典的《吶喊》、《彷徨》。周作人亦延續了晚清形成的“立人”文學思想,著力于建構和造就“人的文學”,在新文學理論建設和散文小品領域作出了開創性貢獻,打破了“美文不能用白話”的迷信。五四新文學家在多種文學領域的放膽創造,使新文學獲得了實質性內容,極大地推進了國語文學和文學國語的建設工作,逐步確立了白話新文學作為雅文學的文化地位。

  作為文學革命的首倡者和中心人物,胡適是堅定的白話一元論者,認定“死文言決不能產出活文學”,“中國若想有活文學,必須用白話,必須用國語,必須做國語的文學”。(49)照他的設想,白話新文學承繼的是傳統白話尤其是明清章回小說的語法體系,主要從經典白話小說、宋明語錄和日??谡Z中學習白話語匯,“明白如話”是其基本要求,但“也不妨夾入幾個明白易曉的文言字眼”;(50)后來又讓步到“白話的文法,白話的文字,加入文言中可變為白話的文字”。(51)這一情形,說明胡適尚未對新式白話與舊式白話作出明確區分。傅斯年從厘清口語白話與書面白話、國語與俗語之間的關系出發,提出“超于說話的白話文,有創造精神的白話文,與西洋文同流的白話文”的現代白話文創造思路。(52)傅斯年“歐化的國語”和“歐化的白話文”導向,因順應師法歐西的時代潮流而被新文化陣營普遍接受,新式白話文和新文學的歐化方向與書面語特征亦由此確立。

  “五四”前后,新文化陣營對胡適極端排斥文言的白話一元論持保留意見者所在多有。他們認識到:要讓“國語”提升到“文學的國語”高度,汲取文言養分成為一種必然的選擇。1918年夏,留學美國的朱經農致函胡適,以為“文學的國語”對“文言”和“白話”應兼收而不偏廢,只有“吸收文言之精華”,方能造成一種“雅俗共賞”的“活文學”。(53)1920年夏,因在美國留學生界影響甚大的《留美學生月報》發文支持國內文學革命而聞名的林語堂致函胡適,強調“白話文學運動唯一的正義,只是白話能生出一等文學來”,指出當下“以普及教育為白話文學惟一的目的”的導向“是一句褻瀆白話文的話”。(54)“五四”之后,一直在尋求調和文言與白話的周作人,聲言“把古文請進國語文學里來,改正以前關于國語文學的謬誤觀念”,以為“古文與白話文都是華語的一種文章語,并不是絕對地不同的東西”。(55)與此同時,他大力提倡晚明小品文,寫作中也更為自覺地從古文中汲取語言與文化養分,有意識地經營一種“雅致的俗語文”。(56)自然,此為后話。借古文改造白話,將新式白話鍛造成一種高等白話和文學的國語,創作出足以抗衡傳統古文的白話“美文”,成為周作人、魯迅、朱自清、林語堂等一批現代精英作家的語體文體追求。新文學作家自覺吸收文言養分改良文學國語的創作實踐,也是一種使白話文學化俗為雅的有益嘗試。

  五四時期,文學革命運動與國語運動的合流和相互借力,是其迅速取得重大突破和決定性勝利的至關重要的環節。正是沾了國語運動的光,在國人頭腦中帶有俚俗意味的“白話文學”,因被正名為“國語文學”而身價倍增;而“文學的國語”理念的提出和國語文學的創作實績,則為國語運動提供了有力支持。1920年,中國政府“重演了秦皇、漢武的故事”,干成了兩件大事——其一是教育部正式公布《國音字典》,為“國語統一”奠下了基石;其二是“教育部以明令廢止全國小學的古體文而改用語體文,正其名曰‘國語’”,承認了白話文的正式書寫語資格——據此,國語運動骨干黎錦熙將“民國九年”斷為四千年國語文學史上“開一新紀元”的關鍵年份。(57)中華民國中央政府權威機關和權力部門的強力推進,加上新文化陣營的理論鼓吹和語體新文學取得的顯著實績,國語運動和文學革命取得了雙贏局面,一舉奠定了白話文學的文壇正宗地位,并為現代白話爭得了正式書寫語資格。至此,白話文(學)獲得了具有全局意義的不可逆轉的勝利。

  五四時期,梁啟超對新文學的導夫先路之功,得到了《新青年》陣營有識之士的肯定。1917年春,錢玄同稱贊“梁任公實為創造新文學之一人”,高度評價“輸入日本新體文學,以新名詞及俗語入文,視戲曲小說與論記之文平等,此皆其識力過人處”,以為“論現代文學之革新,必數梁君”。(58)至于文學革命領袖胡適,更是因提倡白話文學而名滿天下。1919年,廖仲愷致函胡適夸獎道:“我輩對于先生鼓吹白話文學,于文章界興一革命,使思想能借文字之媒介,傳于各級社會,以為所造福德,較孔孟大且十倍?!?59)1920年春,歐游歸來的梁任公,則以在北京《晨報》和上?!稌r事新報》同時連載長篇白話記游散文《歐游心影錄》的獨特方式,從思想導向上為新文化陣營掀起的激進的反傳統潮流降溫,從語言文體上則助力于胡適倡導的白話文學運動。當是時,梁啟超對文學革命新青年降心相從,與胡適切磋白話詩詞,時號“老少年”。從梁啟超語出驚人地斷言“小說為文學之最上乘”,到胡適破天荒地宣告白話文學乃中國文學之正宗;從梁啟超呼吁凡百文章均應采用俗語文體,到胡適、陳獨秀宣告改良中國文學當以白話為文學正宗——兩代“但開風氣不為師”的新文化巨匠和文學革命旗手,為實現現代民族國家建構的夢想,在探索言文合一的道路上,最終走到了一起。

  三、晚清至“五四”:歷史接力與歷史合力

  從晚清到“五四”,從梁啟超到胡適、陳獨秀,從文學界革命到文學革命運動;從借道東洋輸入近世西洋文明思想,到取徑歐美高張“德先生”、“賽先生”之幟;從改良群治、新民救國的文學救世說,到“活的文學”、“人的文學”等白話文學觀;從強調“革其精神”到側重“革其形式”;從著眼改良文言到立足改良白話,從化雅向俗的淺近化到由俗入雅的語體化;從言文雜糅的近代新文體,到言文合一的現代新文學,可謂長江的前浪與后浪。晚清一代知識先驅發起的思想啟蒙運動、漢語拼音化運動、白話文運動、文學界革命等,為新文化人提供了多種思想養分、文體試驗、語體探索、文字改革方案和多向度的歷史選擇;而中國新文學歷史局面的成功開創,改良的白話作為現代正式書寫語地位的逐步確立,則是“五四”一代新文化人對晚清啟蒙先驅提供諸多歷史方案的最后抉擇。晚清與“五四”兩代新文化先驅,為實現輸入新知、開啟民智、改良文學、改革文字、教育普及、國語統一的民族國家現代化理想而追求言文合一的語文革新試驗,幾經山重水復,終見柳暗花明。

  無論是晚清立足于改良文言的報章新文體,抑或是“五四”立足于改良白話的語體新文學,從漢語書面語改革角度來看,都只是時人所謂“文字革命”的一部分。1918年,留美學生朱經農把當時的“文字革命”主張約略分為四種:第一種是“改良文言”而不“廢止文言”;第二種是“改良白話”而“廢止文言”;第三種是“保存白話”而以羅馬拼音代漢字;第四種是把“文言”和“白話”一概廢了,采用羅馬文字作為“國語”。(60)最終,文學革命和國語運動的倡導者與實踐者合力,將清末民初拼音化論者原本以廢除漢字為目標的“文字革命”,引到“改良白話”、“廢止文言”一途。當這一切塵埃落定,晚清以來因時而變的古語文學,尤其是立足于改良文言的報章新文體,在語體文體等方面作出的種種現代性探索,以及被廢棄的種種語言文字改革方案,則漸隱于歷史深處。

  梁啟超和胡適、陳獨秀領導的兩次文學革命運動,均以國民思想啟蒙、民族精神再造為根本動因,兩者在思想啟蒙動機和性質上表現出高度的一致性,在啟蒙思想重心上又表現出顯著的時代差異性,呈現出鮮明的階段性特征。晚清時期,從“時務文體”到“新民體”,從《新中國未來記》到《新羅馬傳奇》,梁啟超始終以文學革命服務于新民救國的理想事業,以普羅米修斯的精神向老大帝國輸入鳳凰涅槃的火種,其思想啟蒙的重心在國民意識的重鑄。五四時期,從篤信“改良中國文學,當以白話為文學正宗”,到落腳于以文學革命推進倫理革命,胡適、陳獨秀、周作人、魯迅等將批判鋒芒指向尊古載道的貴族文學與文言文學,以及民初流行的消閑文學,致力于建設“為人生”的國民文學與國語文學,接續了梁啟超以文學新民的化大眾與大眾化的啟蒙主義文學路線,其思想啟蒙的重心則轉移到個體意識的確立與人的本體存在問題。晚清文學界革命倡導者與實踐者所開創的啟蒙文學傳統與文學啟蒙主題,在五四文學革命倡導者與實踐者手中得到了延續、發展、深化與升華。

  五四時期,胡適、陳獨秀作出的改良中國文學當以白話為文學正宗的路徑選擇,一方面從根本上扭轉了文言為雅、白話為俗和詩文體尊、小說戲曲體卑的傳統文學觀念,從而將梁啟超1903年提出的“凡百文章”均應采用“俗語文體”的語言文體觀全面付諸實施,將晚清時期文界、詩界、小說界、戲曲界分頭開展的文學界革命,推進到了語言與文學冶為一爐的新階段;另一方面也徹底改變了晚清主流白話論者倡白話而不廢文言的兩條腿走路方針,將裘廷梁戊戌時期提出的“崇白話而廢文言”的激進口號付諸實施。五四文學革命者將文言與白話、古語文學與白話文學置于你死我活的二元對立位置,推尊白話文學為中國文學正宗,這是其與晚清文學界革命和白話文運動倡導者與實踐者的根本不同之處。就此而言,五四新文學和語體文與晚清新派文學和白話文的接力關系,既有承繼性的“延續”,更有超越性的“開新”;“延續”是循著前人指示的方向繼續行進,“開新”是打破前人的觀念與格局而尋求更大的發展空間,進而實現歷史的飛躍。至此,晚清以降以改良文言為主線使之淺近化、文言與白話并存的格局,開始朝著改良白話使之博雅化、以白話為唯一文學載體的方向發展。

  晚清新文體的改良文言與五四新文學的改良白話,在語體文體歐化、大眾化兩個革新方向上是根本一致的,體現出兩代文學革命先驅調和精英與大眾不同文化立場的思想努力,從而在文言與白話兩種語言體系的古今演進嬗遞中形成歷史合力,為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指明前行方向。就歐化而言,在新名詞和外國語法的引入與推廣方面,立足于改良文言的報章新文體充當了先鋒隊與主力軍。需要特意指出的是,在胡適等五四新文化人眼中,晚清以降經由報章新文體大量進入中國文的借自日本的新名詞,屬于復音的文言語匯,而非白話語匯。1920年,胡適在《國語的進化》一文中列舉了“法律”、“國民”、“方法”、“科學”、“教育”等“復音的文言字”,以為此類文言語匯自可“盡量收入”。(61)這些清末民初的報章新文體和早期《新青年》雜志中比比皆是的以雙音節為主體的新名詞,是中國語言文體現代化的根本標志之一,自然要全盤吸收進白話系統,使其逐漸變成白話語匯。晚清新文體在改良文言方面所表現出的淺近化、白話化傾向,也是朝著“言文一致”的大方向努力。從努力方向來看,梁啟超等人在晚清是破“文言”之雅,使之從眾向俗,從而突破“文言”的正宗地位;胡適等人在“五四”則立“白話”而廢文言,以“白話”為正宗。表面看來,兩者似乎并不搭界,其實是殊途同歸,都希望在“言”“文”之間形成互動,最終目的是達到“言文一致”。這是一種歷史合力的突出表現。正因如此,陳子展高度評價“梁啟超派的新文體”之“不避俗諺俚語”的歷史進步意義,言其作用是“使古文白話化,使文言白話的距離比較接近”,贊其“正是白話文學運動的第一步,也即是文學革命的第一步”。(62)

  從長時段考量,晚清至五四時期的中國文學變革,文體之變和語言范式的轉型,較之政治思想和文學潮流的更迭,具有更為重要的本體性意義。晚清與“五四”兩代知識精英從改良文言體系到改良白話體系的語言文體變革,是中國文學現代化轉型中具有根本意義的標志性環節。晚清時期,梁啟超改良文言、從眾向俗的努力,不僅體現在對傳統詩文的文體語體革新,還體現在對以詩文為正宗的傳統文學結構秩序的強有力沖擊。他倡導的小說戲曲界革命,以“振國民精神,開國民智識”(63)的名義,將古代中國處于文學結構邊緣地帶的小說戲曲門類提升至“文學之最上乘”。盡管梁啟超過于功利性和政治化的“小說救世說”不無缺陷,但其對傳統文學觀念與文學結構的顛覆,對由俗入雅的新小說創作的推動,以及小說在重構新的文學秩序中的中心地位的確立,卻功不可沒。五四時期,胡適、陳獨秀對于白話文學化俗為雅的最大貢獻,是在根本的思想觀念上,將白話文學樹為中國文學之正宗和國語文學之典范,指示了“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的努力方向;魯迅、周作人、朱自清、林語堂等實力派作家,他們汲取文言精華的文學語言藝術追求,則顯示了本色當行的新文學作家在融匯傳統、改良白話方面的深度探索,以及對傳統的創造性轉化。正是新文學倡導者和實踐者的共同努力,最終達成了以“人的文學”為思想內核的“白話文學”由俗向雅的質的飛躍。因此,從文學現代性角度觀之,晚清與“五四”先驅達到了某種耦合,也具有共同的追求方向和目標。

  晚清以降走改良文言路線的報章新文體,在“五四”之后仍具有較強的生命力和社會影響力。五四時期,胡適改良白話的基本導向是學習古白話和口語白話,意在通過白話文(學)對文言文(學)的全面取代,最大限度打破精英與大眾、雅與俗之間的文化壁壘,實現“言文一致”理想和“最大多數人”的文化啟蒙目標。20世紀30—40年代,語文界又陸續掀起兩場持續多年的全國性的“大眾化”、“大眾語”和“民族形式”大討論,出現了“文言復興運動”、“大眾語運動”和“民族化運動”。在此情形下,梁啟超、胡適致力于調適文與白、中與西、雅與俗的語言文體革新方案與實踐,以及由此折射出的文化理想與思想立場,都并非只是匆匆的歷史過客,而是一個至今仍不失現實意義而有待解決的開放性問題,是自晚清經“五四”到后來所形成的歷史繼承與歷史合力的結果。

  另外,漢語表達在長期的歷史過程中,形成了書面語與口語、官話與方言、社會上層與下層雅俗文俚的分離。這些分離對于新興民族國家公共空間的建構與廣泛的民眾啟蒙來說,構成了許多障礙。以中華民族崛起、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為目標的新興民族國家的建立,需要跨越上述種種分離所形成的巨大障礙,創造出適應現代中國人生存發展、自由表達的全民性語言與文學。中國知識界的言文合一運動,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政治變革與倫理革命的背景下,與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需要結合在一起,其力量便變得十分強大。晚清民國時期,經由梁啟超一代改良文言與胡適一代改良白話的努力與接力,中國語言文學大體完成了由言文分離到言文合一的蛻變與轉型。正是這種蛻變與轉型,為中國的現代化和中國人的現代化,構建了一個與古代和古典不同的民族共同語,以及進入20世紀后的中國人閱讀交流與表達思想情感的新的書面語系統。新的語言系統和語體文體,既深深扎根于古代與古典,汲取其充滿生命力的精華;又向異域文明開放,把外來的詞匯與思想拿來為我所用。這種植根于古典、向異域開放的姿態,是言文合一之后的白話文迅速發展成熟的根本原因。

  1902年,梁啟超在其名文《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預言:“蓋大地今日只有兩文明:一泰西文明,歐美是也;二泰東文明,中華是也。二十世紀,則兩文明結婚之時代也。吾欲我同胞張燈置酒,迓輪俟門,三揖三讓,以行親迎之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為我家育寧馨兒以亢我宗也?!?64)1919年,胡適在總結新文化運動宗旨的《新思潮的意義》一文中,提出著名的“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十六字綱領。(65)中國已有的國故,需要淬礪,去粗取精;中國沒有的文明,需要采補,為我所用。學術研究當以問題為出發點,輸入西方的學理,整理中國的國故,在中西文化碰撞與融合中再造中華文明。梁啟超淬礪采補的立場,胡適再造文明的立場,充分體現出中國學者對本民族新文化建立的期待。學者以學術報國,當我們今天再度審視梁啟超一代與胡適一代的理論與實踐,可以看到在西風東漸的背景下,他們的文化抉擇有明確而堅定的民族文化本位的立場。

  追求“言文合一”的現代白話成為國語,面向普通國民的白話文學躍居文學正宗,是晚清至五四時期的啟蒙運動發展的必然結果,亦是晚清與“五四”兩代人的文化事業。著眼于民族未來,以學理服務國家,梁啟超一代和胡適一代的語言文學理論與實踐選擇,使他們在中國近現代文學史上得享大名。胡適自言:“白話文的局面,‘若沒有胡適之、陳獨秀一班人’,至少也得遲出現二三十年?!?66)而上述學術考察的結果,使我們可以斷定:若沒有晚清梁啟超一班人的文學界革命,胡適、陳獨秀一班人的文學革命,也便成為無源之水。歷史是一條河流,學術研究的任務就是使我們對河流的描述更接近真實。同理,沒有胡適等“五四”先驅的繼承與發展,晚清梁啟超等人的努力也難獲得更大的意義。還有,今天我們同樣肩負著將傳統優秀文化發揚光大的歷史使命,因此,晚清與“五四”先驅的努力才會獲得新的闡釋空間和價值意義。這恐怕是歷史接力與歷史合力的復雜糾結與辯證關系吧。

 ?、俸m:《再版自序》,《嘗試集》,上海:亞東圖書館,1920年,第3頁。

 ?、?0世紀的主流中國文學史,大都將梁啟超發起的文界革命、詩界革命、小說界革命和戲曲界革命,統稱為近代/晚清文學改良運動。近年來,中國近代文學研究界將其統稱為“文學界革命”。參見王飚主編:《中國文學通史·近代文學》,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11年;關愛和主編:《中國近代文學史》,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

 ?、酆m:《與一涵等四位的信》,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3)》,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400頁。下文所引《胡適文集》文字,均據此本。

 ?、堋吨袊鲌蟠尕怼?《清議報》第100冊,1901年12月21日。

 ?、蒎X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上海:世界書局,1935年,第267—268頁。

 ?、蘖簡⒊?《舉國皆我敵》,《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下》,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16—17頁。下文所引《飲冰室合集》文字,均據此本。

 ?、吡簡⒊?《變法通議》,《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8、27頁。

 ?、嗔簡⒊?《清議報一百冊祝辭并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歷》,《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52頁。

 ?、崃簡⒊?《湖南時務學堂學約十章》,《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二》,第27頁。

 ?、饬簡⒊?《論報館有益于國事》,《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02頁。

  (11)梁啟超:《與嚴幼陵先生書》,《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07頁。

  (12)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三十四》,第65頁。

  (13)梁啟超:《清議報一百冊祝辭并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歷》,《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49頁。

  (14)梁啟超:《清議報一百冊祝辭并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歷》,《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55頁。

  (15)梁啟超:《夏威夷游記》(舊題《汗漫錄》),《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二十二》,第191、189頁。

  (16)梁啟超:《飲冰室詩話》,《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上》,第41、2頁。

  (17)梁啟超:《清議報一百冊祝辭并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歷》,《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55頁。

  (18)梁啟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十》,第6—7頁。

  (19)梁啟超:《三十自述》,《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第19頁。

  (20)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三十四》,第62頁。

  (21)梁啟超:《自由書·敘言》,《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二》,第1頁。

  (22)胡適:《四十自述》,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1)》,第71頁。

  (23)《紹介新著·原富》,《新民叢報》第1號,1902年2月8日。

  (24)嚴復:《與〈新民叢報〉論所譯〈原富〉書》,《新民叢報》第7號,1902年5月8日。

  (25)嚴復:《天演論·譯例言》,王栻主編:《嚴復集》第5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1322頁。

  (26)梁啟超:《新民說·論進步》,《飲冰室合集·專集之四》,第62頁。

  (27)《新書介紹·革命軍》,《蘇報》1903年6月9日。

  (28)章炳麟:《序革命軍》,《蘇報》1903年6月10日。

  (29)章炳麟:《與鄧實書》,舒蕪等編選:《近代文論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第450頁。

  (30)魯迅:《關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魯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565—566頁。

  (31)錢鍾書:《林紓的翻譯》,《七綴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第94—95頁。

  (32)王國維:《論新學語之輸入》,《王國維文學美學論著集》,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1987年,第111頁。

  (33)王國維:《紅樓夢評論》,《王國維文學美學論著集》,第10頁。

  (34)黃遵憲:《日本國志學術志二文學》,郭紹虞主編:《中國歷代文論選》第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17頁。

  (35)如1896年,梁啟超在《沈氏音書序》中,視民智為國強之基,視言文合一為開民智之必要手段,斷言“文與言合,而讀書識字之智民,可以日多矣”(《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二》,第1—2頁);1897年在《變法通議·論幼學》中,將言文合一路徑指向“俚語”,倡言“專用俚語,廣著群書”(《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54頁);等等。

  (36)梁啟超:《新民說·論進步》,《飲冰室合集·專集之四》,第55—60頁。

  (37)飲冰:《小說叢話》,《新小說》第7號,1903年9月。

  (38)胡適:《嘗試集·自序》,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9)》,第82頁。

  (39)胡適:《逼上梁山(文學革命的開始)》,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1)》,第143—155頁。

  (40)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第5頁。

  (41)胡適:《文學改良芻議》,《新青年》第2卷第5號,1917年1月。

  (42)胡適:《文學改良芻議》,《新青年》第2卷第5號,1917年1月。

  (43)胡適:《導言》,胡適選編:《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上海: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年,第19頁。

  (44)陳獨秀:《答適之先生》,《新青年》第3卷第3號,1917年5月。

  (45)陳獨秀:《文學革命論》,《新青年》第2卷第6號,1917年2月。

  (46)梁啟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十》,第6—10頁。

  (47)胡適:《建設的文學革命論》,《新青年》第4卷第4號,1918年4月。

  (48)胡適:《嘗試集·自序》,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9)》,第82頁。

  (49)胡適:《建設的文學革命論》,《新青年》第4卷第4號,1918年4月。

  (50)胡適:《論小說及白話韻文》,《新青年》第4卷第1號,1918年1月。

  (51)朱經農、胡適等:《新文學問題之討論》,《新青年》第5卷第2號,1918年8月。

  (52)傅斯年:《怎樣做白話文》,《新潮》第1卷第2號,1919年2月。

  (53)朱經農、胡適等:《新文學問題之討論》,《新青年》第5卷第2號,1918年8月。

  (54)耿云志編著:《胡適年譜》,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85頁。

  (55)周作人:《國語文學談》,鐘叔河編:《周作人文類編·本色》,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98年,第99、97頁。

  (56)周作人:《燕知草·周跋》,俞平伯:《燕知草》,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43頁。

  (57)黎錦熙:《代序》,胡適:《國語文學史》,北京:文化學社,1927年,第25—26頁。

  (58)錢玄同:《致獨秀先生》,《新青年》第3卷第1號,1917年3月。

  (59)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第64頁。

  (60)朱經農、胡適等:《新文學問題之討論》,《新青年》第5卷第2號,1918年8月。

  (61)胡適:《國語的進化》,《新青年》第7卷第3號,1920年2月。

  (62)陳炳堃:《最近三十年中國文學史》,上海:上海太平洋書店,1930年,第113頁。

  (63)《〈新小說〉第一號》,《新民叢報》第20號,1902年11月14日。

  (64)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4頁。

  (65)胡適:《新思潮的意義》,《新青年》第7卷第1號,1919年12月。

  (66)胡適:《導言》,胡適選編:《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第17頁。

作者簡介

姓名:胡全章 關愛和 工作單位:河南大學文學院

職稱:教授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李中平)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用戶昵稱:  (您填寫的昵稱將出現在評論列表中)  匿名
 驗證碼 
所有評論僅代表網友意見
最新發表的評論0條,總共0 查看全部評論

回到頻道首頁
QQ圖片20180105134100.jpg
jrtt.jpg
wxgzh.jpg
777.jpg
內文頁廣告3(手機版).jpg
中國社會科學院概況|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簡介|關于我們|法律顧問|廣告服務|網站聲明|聯系我們
足球单场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