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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代中美日關系:新態勢、新課題、新機遇
2020年01月12日 07:38 來源:《日本學刊》2019年第1期 作者:楊伯江 字號

內容摘要:

關鍵詞: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楊伯江,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關鍵詞:中美日關系/ 三角/ 亞太區域合作/ 印太構想/ 一帶一路/

  內容提要:2012年后中美日三角關系出現深刻變化,中國崛起及其外溢效應成為推動亞太形勢發展的首要自變量,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進入深化調整期,日本戰略自主性開始顯現。2017年以來,“中日關系改善背景下的中美關系”與“中美貿易摩擦背景下的中日關系”交織疊加,相互作用,衍生出復雜多重的“三角意涵”,中美日關系進入新一輪戰略活躍期。中日關系改善擴大了兩國戰略轉圜空間,緩解了三角嚴重失衡態勢,也為中國外交強化多邊視野提供了新契機,為深入認知“大國”與“周邊”內在邏輯關聯、精準把握中美日三角及其外部平衡變量、在復雜嚴峻的國際局勢下贏得多邊戰略博弈創造了新機遇。

 

  中美日之間是否存在“三角”關系?中國學術界歷來存在不同看法。有觀點認為,基于從國際關系史例中抽象出的理論定義,嚴格意義上“標準的”三角關系有其國際體系、國家間交往層次上的前提條件,以及國家層次上關于所涉三方各自行為的前提條件。就前一層次而言,“標準的”三角關系需要具備三項條件:其中任何兩國之間的基本關系在一段較長的歷史時間里,既非純粹合作,也非純粹對立,而是處于合作與對立彼此交織狀態;上述基本關系同樣在一段較長的歷史時間內有重要的變動,而非基本不變甚至沒有足以令人廣泛注意的波動;其中任何一國有關對外政策的重大變更,都會對其他一國或兩國有關對外政策及整個三方關系造成巨大影響。就后一層次即國家層次而言,“標準的”三角關系需要具備兩項條件:有關三方都具有基本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三國都將縱橫捭闔的典型多極均勢及權謀外交(diplomacy of maneuver)視為三邊關系的一大特征。按此標準衡量,無論是20世紀前期的中美日關系,還是1972年尼克松訪華以來的中美日關系,均不構成嚴格意義上的三角關系。①

  相較上述狹義觀點,中國學術界普遍更傾向于廣義界定,認為判斷中美日三國之間是否存在三角關系,應主要考慮以下幾方面因素:其一,中美日是否構成亞太地區的三極,并形成三邊關系?其二,三對雙邊關系之間是否存在密切互動關系?其三,三國關系在亞太地區是否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且影響到三國與“三角”之外其他國家的關系?據此標準,可以認定:在近現代亞太地區多邊國際關系格局中,中美日三角關系形成于20世紀初的近20年間(即至一戰結束)。一戰后,隨著“外太平洋勢力”的衰落,中日美分別作為弱而大、小而強、強而大的三個重要國家,出現于亞太并構成該地區的“三極”。三國之間雙邊關系的進一步發展,影響到三國與英俄等其他大國之間的關系,構成中美日三角關系得以形成的必要條件。②

  20世紀70年代,美國從亞洲實施戰略收縮,中日、中美相繼建交,日本在同盟中實力地位上升,中美日三角呈互動增強態勢,但明顯帶有不平衡、不等邊特點。冷戰后,隨著俄羅斯勢力從本地區大幅退潮,亞太戰略格局中,中美日關系成為最具現實影響力的一組三邊關系,不僅左右地區力量結構與戰略走向,也制約著其他雙邊及中日俄、中日印、中日韓等三邊關系的發展演變?!氨M管在形式上并不存在一個機制嚴謹、規則明確、運作規范的中美日三邊互動機制,但中美日關系的戰略性調整及各方對外政策的制定,無不以其他一方或兩方外交政策和國家行為作為參照系,從而在實際上形成了具有地區戰略影響的三角關系,并作為一個整體以其演變左右著亞太地區的國際戰略格局?!雹墼诳陀^上,中美日之間,一國戰略方針和對外政策的調整,都對另外兩國的戰略方針、政策策略的選擇產生直接影響。在主觀上,三國也都具有明確的三角互動意識,任何一國在制定實施對外戰略和政策時,都不得不考慮對另外兩國產生的影響以及由此導致的后果。④

  無論對照上述廣義還是狹義的“三角”定義,都可以看出,在經過21世紀頭十年美國擴大國際反恐、偏離傳統地區戰略軌道以及小泉純一郎下臺后日本政治亂象導致的短暫休眠期后,中美日三角自2012后恢復活躍,各方的“三角運作”意識更強,政策作為更加積極,戰略互動更為頻繁,三角整體聯動性明顯趨強。

  一、中美日三角的“復蘇”

  自2012年開始,在各方實力對比持續變化、戰略政策調整加速的內在驅動下,中美日三角關系出現深刻變化。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進入深化調整期,日本戰略自主性開始顯現,美日同盟走出低谷,三角陷入“美日對華”的嚴重失衡狀態。

  (一)中國崛起及其外溢效應成為推動亞太地區格局變化與態勢發展的首要自變量,對美日同盟戰略決策形成重大、直接影響

  2010年中國經濟總量超過日本、躍居世界第二,三年后即達到日本的1.8倍。2012年黨的十八大以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全方位外交布局深入展開;實施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發起創辦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設立絲路基金;倡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促進全球治理體系變革;中國的國際影響力、感召力、塑造力進一步提高。進入這一時期,中國的國際秩序觀、世界格局觀及對自身國際地位、國際角色的認知發生深刻變化,從毛澤東時代的“第三世界的一員”、鄧小平時代的多極世界的“一極”發展到“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謀求“不斷為人類作出更大貢獻”⑤。同時,中國在原則問題上決不讓步,堅決捍衛國家利益,在東海、南海果斷維權,東海巡航實現常態化,并于2013年11月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

  “一帶一路”對重塑中美日力量格局發揮了重要推動作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發達國家經濟持續低迷,中國對新興市場國家的貿易投資持續擴大,出口迅猛增長。中國對低收入國家出口占比1995年僅為2%,2015年上升至14%,對“曾經的中低收入國家”出口占比達到1/3左右。借助“一帶一路”建設平臺,2016年中國企業在沿線61個國家承接的建設項目達1260億美元,較上年增長36%,占對外承建項目總額的51.6%。在美日看來,更值得關注的是,“一帶一路”不光是“硬件的、有形的”,更是“軟件的、無形的”,它不僅包括大量從中國走向世界各地的海量“設施聯通”,而且還有附著于設施之上的技術標準的普及、衛星情報網的整備、電子商務網絡的構建,以及潛在的地緣政治影響。包含多方面內涵的“一帶一路”構想,引發了本質為如何應對“中國式全球化”的空前挑戰。⑥

  (二)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進入深化調整期,推動區內盟國及安全伙伴對華多邊制衡

  2013年1月奧巴馬總統進入第二任期,受內政與中東問題牽制,“亞太再平衡戰略”推進強度有所弱化,調門有所降低,更強調集中于“可實現的目標”。當年9月,奧巴馬在聯大發表演講,強調將在剩下的任期內推動解決敘利亞內戰、伊朗核問題,并為巴以關系緩和尋求新突破。與此前相比,“亞太再平衡戰略”出現三點重要變化:一是在安全領域更新、擴展盟友和安全伙伴體系,強化三邊及多邊合作,利用“亞洲內部不斷擴展的雙邊安全關系”,“將傳統盟友與新興伙伴連接起來”,促進地區“安全關系網絡多元化”。⑦二是戰略手段上更重經濟,強調經濟、外交、均勢、價值觀等手段的綜合平衡運用。特別是在經濟領域,將“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作為推進“再平衡”的戰略支柱,將加速完成TPP談判并獲得國會批準作為首要政策目標。三是戰略地域范圍出現擴大趨勢,開始向太平洋、印度洋兩洋兼顧的方向轉變。2012年1月,奧巴馬政府出臺《防務戰略指南》(簡稱“指南”),將之前的“重返”(pivot)一詞正式改為“再平衡”(rebalance)。國防部部長帕內塔在“指南”的前言中明確表示,美國的戰略重點不僅包括太平洋,也包括阿拉伯海。

  奧巴馬在第二任期內繼續提升區內盟國的戰略地位,包括推動盟友之間的和解合作。2014年3月,美國國防部發布《四年防務評估報告》(QDR),明確將繼續強化與日本、韓國、澳大利亞等“關鍵盟友”的安全合作,深化與新加坡、越南等“關鍵伙伴”的防務聯系。同月,在荷蘭海牙舉行的第三屆核安全峰會期間,奧巴馬以美日韓三邊峰會形式促成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和韓國總統樸槿惠自兩人上臺以來的首次會面。美國對“關鍵盟友”的重視還體現在推動日本發揮“橋梁作用”,發展與緬甸等地區“支點國家”的安全關系,擴展與印度等安全伙伴的軍事合作,為東南亞國家提供海上安全裝備、建立培訓基地,推動亞太同盟體系從“軸輻”向“網絡”轉型。

  (三)日本政治恢復穩定,安倍內閣追求“全面正?;?在強化日美同盟的同時顯現出戰略自主性

  2012年12月,自民黨籍的安倍晉三再次出任首相,自2006年9月小泉下臺以來“七年七相”、執政黨兩度更迭的政治亂象至此結束。對“全面正?;钡淖非篌w現了戰后日本經濟政治發展的內在邏輯,而且隨著安倍“超長期執政”模式的開啟,表現出極強的戰略穩定性和持續性。安倍內閣以安全防務領域的“改革”為抓手推動國家戰略轉型,2013年成立國家安全保障會議、出臺《國家安全保障戰略》,2015年通過“新安保法”,實際解禁集體自衛權。日本從部署常規高端武器裝備等硬件、突破政治禁區等軟件同時入手,漸次補齊國力結構的短板,強化軍事實力與戰略行為能力,在亞太地區安全中的影響有所上升。從中美日三角視域分析,日本的作為實際是為滿足“三角”成立的基本要件:阻止日本一方綜合實力的持續下滑而導致三國之間實力對比進一步拉大。而且,日本在維護綜合實力地位的同時,開始顯示出戰略自主性。

  “如果用三角關系在理論上的諸項先決條件來衡量,也可以大致證明1972年以來中美日關系的非三角性,而其中最突出的兩點在于:日本缺乏基本獨立的對外政策;與此相關,美日關系的基本性質始終是美國支配或主導的全面聯盟?!雹嗟聦嵣?2012年后日本在外交安全領域,相對于美國的自主獨立意識與政策舉措都明顯走強。安倍內閣強化日美同盟,與強化自主行為能力實際是“一體兩面”的關系。前者是日本戰略轉型中的“顯性主線”,后者構成“隱形主線”,前者掩蓋了后者,但歸根到底服從、服務于后者。正如戰后日本反美民族主義思潮同時來自左翼和右翼陣營一樣,無論是安倍的“擺脫戰后體制”“戰后外交總決算”,還是鳩山由紀夫的“東亞共同體”構想,同樣都體現出日本以自身價值與戰略判斷為依據、謀求獨立的國際認同的政治訴求。⑨在這一點上,中美日關系已經達到上述狹義的“三國都具有基本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的“三角標準”。

  (四)美日關系走出低谷,同盟重返“正軌”,中美日三角的“美日對華”不平衡態勢加劇

  在奧巴馬首個任期的四年里,日本先后經歷了五任首相——自民黨籍的麻生太郎和民主黨籍的鳩山由紀夫、菅直人、野田佳彥,以及2012年底梅開二度的安倍?!岸虝r間內東京領導層的頻繁變更導致同盟的困難和緊張”⑩,美日關系出現起伏。特別是鳩山內閣時期,日本外交嘗試從以同盟為中心轉移到以亞洲為中心,提出建立“對等的日美同盟”,推動構建“東亞共同體”。日美圍繞普天間美國海軍陸戰隊空軍基地搬遷問題,以及“核密約”事件(11)裂痕加深,同盟關系受到沖擊,直至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后才逐步恢復正常。

  2012年底自民黨重新掌權,中日圍繞釣魚島爭端對抗加劇,而日美同盟得到恢復和加強。進入這一時期,美國國內對華負面認知有所上升,認為奧巴馬政府對華政策“過軟”,對中國若干政策動作的“反擊”不力?!叭A盛頓的政策圈變了,開始傾向于認為‘迄今為止的對華接觸政策是錯誤的’,‘中國在富裕起來之后也不會實行民主化’?!?12)“中國強勢論”“另起爐灶論”等新的政策話語出現,要求全面修正對華戰略。(13)奧巴馬政府調整對華政策,對中國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倡議采取模棱兩可、實則懷疑和不接受的態度;繼續介入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領海和領土爭端,采取帶有明顯偏向性的立場,并更多地將盟友和安全伙伴推向對華前臺。2014年4月,奧巴馬在啟程訪日前接受《讀賣新聞》專訪,宣稱《美日安全條約》第五條適用于釣魚島防衛,并支持安倍政府解禁集體自衛權,成為首位就這兩個問題明確表態的美國現職總統。奧巴馬“強烈支持”日本要在國際安全領域發揮更大作用的愿望,對安倍提出的“積極和平主義”“充滿期待”,承諾美國將與日本等盟國緊密合作,在亞太地區發揮主導作用。2015年4月,美日安全磋商委員會發布新版《美日防衛合作指針》,兩國作戰協同范圍從1978年版的“本土防衛”、1997年版的“日本周邊”擴大到全球范圍內的“無縫對接”。

  二、中美日關系發展新態勢

  2017年以來,中日、中美以及美日三對雙邊關系出現重要變化,“中日關系改善背景下的中美關系”與“中美貿易摩擦背景下的中日關系”,交織疊加,相互作用,衍生出復雜多重的“三角意涵”,推動中美日關系進入新一輪戰略活躍期,表現出新特征。

  (一)雙邊關系層面,中美、中日、美日關系均有顯著變化

  首先,中日關系逐步改善,合作步伐加快。2017年日本對“一帶一路”態度逆轉,2018年兩國總理實現互訪。安倍訪華期間,中日雙方敲定52個合作項目,內容主要涉及第三方市場合作,總金額超過180億美元;同時簽署12項政府間協議,其中包括新版貨幣互換協定。劇烈波動、嚴重惡化達八年之久的中日關系重新回到正常發展軌道。其次,中美貿易摩擦升級,矛盾激化。2018年3月特朗普總統簽署總統備忘錄,基于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對華“301調查”報告,指令對從中國進口的約600億美元商品大規模加征關稅,并限制中國企業對美投資并購。在美國國內,對華強硬“非常罕見地成了共和、民主兩黨一致的政策”。(14)再次,美日圍繞貿易體制、對朝政策等產生分歧,“同盟裂痕”日漸明顯。特朗普指責“與日本的貿易缺乏公平”,威脅對日實施制裁。與澳大利亞等美國其他盟友不同,日本沒有得到特朗普對鋼鋁產品進口關稅的豁免,鋼鐵進口限制令最終也使日本產品關稅上調。日本汽車制造業出口有四成銷往美國市場,特朗普提出未來可能將進口汽車關稅提高到20%。

  除貿易問題外,特朗普政府單邊主義“非常規外交政策”讓日本感到同盟的可靠性“空前地不確定”。(15)特朗普要求日本購買更多美制武器,為駐日美軍支付更多費用,但又回避就條約義務做出明確承諾,甚至威脅從東亞撤軍。在朝核問題上,特朗普上臺頭一年采取了借同盟架構協調應對的路徑,美日韓三方頻繁磋商,共同對朝“極限施壓”,但進入2018年后,日本“被冷落在美朝、韓朝之間高調的談判之外”。(16)特朗普“在沒有任何跡象表明朝鮮準備放棄核武能力的情況下對其無限寬容”,這使東京對事態的發展頗為憂慮。(17)2018年6月,美朝領導人舉行會談,美方沒有按日本所請關照其利益——解決綁架問題、朝鮮中程導彈問題,相反卻使日本直面“東亞地區的‘1953年體制’將走向終結”這一重大而緊迫的戰略挑戰。(18)這樣,無論是對朝政策本身,還是在推行政策的路徑上,美日之間都出現明顯分歧。

  特朗普對朝政策的變化據信始于2017年11月,朝鮮成功試射洲際彈道導彈“火星-15”,并宣告完成“核導偉業”?!盎鹦?15”在發射53分鐘、飛行4472千米近程垂直彈道高度后墜入距發射點950千米的日本海。憂思科學家聯盟(The 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就此發表聲明,認為若按標準軌道而非高飛軌道飛行,其射程可能超過13000千米。這意味著,至少在理論上,美國全境被納入朝鮮導彈射程。(19)國際戰略分析界認為,朝鮮遠程打擊能力提高、開始對美國本土構成現實威脅,是導致特朗普改變對朝政策的關鍵因素。對美日同盟來說,朝鮮洲際彈道導彈技術的提升扮演了“規則改變者”的角色,因為“在華盛頓眼里,這意味著對日提供安全保障的價值下降了”。(20)

  (二)雙邊關系變化衍生出復雜多重的“三角意涵”

  2017年以來中日關系的改善,本質上是基于雙方“以經濟社會發展領域的互利互惠為核心的雙向多元合作需求”(21)的內在驅動,但美國因素的持續發酵,無疑對中日相互走近產生了進一步的助力作用。首先,日美分歧的擴大直接增加了日本改善對華關系的動力。特朗普一系列“退群”行動、“交易型”外交政策,迫使日本接受雙邊貨物貿易談判,“削弱了半個多世紀來支撐東亞經濟發展的體制和政策”,直接損害日本利益?!芭c美國保持緊密關系是安倍內閣的第一要務,沒有哪個外國領導人像安倍那樣為密切與特朗普的關系投入了如此多的政治資本?!比欢脖秴s基本上空手而歸,所有幻想和設想都沒有換得任何真正的特殊待遇,反而在貿易問題上招致美國相當粗魯和敵對的態度。(22)在默默承受了許多沉重打擊及個人羞辱(23)后,安倍認識到,現任美國總統反復無常,日本需要對沖。(24)其次,美國因素促使中日領導人同時“對當前國際趨勢產生了不安”?!疤乩势照疄橹腥罩g維持穩定但不親密的關系提供了一個不言而喻的理由?!北M管兩國領導人和公共輿論之間,特別是日本對中國仍存在深深的猜疑,但東京和北京有足夠的動機,至少在雙邊關系領域嘗試“新常態”。(25)固然“在遏制中國崛起方面,日本少不了要與美國合作”,但隨著日美關系負面因素的上升,“從促使美國回歸自由貿易體制的角度出發,與中國合作的重要性也在增加”。(26)

  對日本來說,“近年來美中關系已遠遠超出兩國關系范疇,發生了質變,波及眾多國家”,更是決定日本外部環境的首要變量。中國崛起與美國的相對衰落相互疊加,兩國關系的“實力非對稱性”特點逐漸淡化,美中關系最終可能演繹出兩種截然相反的結果:一是全面協調和均勢狀態,即“G2”的形成;二是全面對立狀態,包括權力轉移理論所涉及的軍事沖突。作為三角中最弱的一方,日本既不樂見中美關系順利發展,導致自身被邊緣化,又無法承受中美關系過度緊張,迫使其選邊站。所以,“無論美中關系朝哪種前景發展,日本都需要從國際協調主義立場出發,預先采取措施,避免受到沖擊?!?27)包括在全球治理領域,美中就某些問題可能存在著利益交集,但要提防兩國將有損日本利益的政策強加于人。(28)總體來看,在中美日三角發展演變的當前階段,日本奉行的是以維護本國利益為核心的“日本優先”原則,(29)基本政策是在中美之間保持動態“微妙的平衡”。

  中日關系的改善沒能解決兩國間的所有問題,結構性深層次矛盾依然存在,即便如此,中日關系“有限的改善”也足以擴大兩國戰略轉圜空間,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三角博弈態勢。中美日三角的“美日對華”的基本格局沒有變,但在區域合作方面,中日圍繞如何重構秩序、建立規則存在分歧的同時,在維護多邊主義、自由貿易體制上存在共識?!熬S護多邊貿易體系是中日共同的固有利益,兩國領導人都認識到彼此的關系非常重要”以至于“大到不能倒”?!爸腥贞P系更為穩定的基礎將始于經濟的考量,包括雙方可能探索以更為協調的方式推進亞洲基礎設施的發展。中日都將基礎設施投資視為長期外交政策的核心組成部分,盡管彼此在具體做法上常常出現分歧,但某些分歧并非不可彌合?!?30)

  (三)日本戰略自主性上升,中美日三角進一步滿足了“三方都具有基本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要件

  從三角結構看,恰恰是力量最弱的日本一方,其充分的戰略活躍度決定了中美日三邊能夠形成“三角”而不是“中美+”的結構。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盡管因內政因素或有中斷,但日本總體上一直在為“后美國霸權時代”的到來未雨綢繆,其國家決策機制持續“改革”、安全理念和政策不斷更新、就地區秩序與合作規則積極發聲,以綜合手段有效彌補了因長期低增長而喪失的經濟體量優勢,保住了作為三角一方的戰略地位。美歐戰略學界認為,在過去十年的大部分時間里,日本都在對美國從亞洲實施戰略收縮和撤退的風險進行前瞻性評估。(31)安倍重掌政權后、特朗普入主白宮前,日本政府即已開始調整安全政策,以增強獨立行為能力。

  2017年以來,鑒于國際環境的巨變,上述風險看似更加迫在眉睫,日本追求戰略自主、強化國際行為能力的趨向進一步顯現,包括在國際戰略上主導全球自貿規則與秩序重構、在地緣戰略上主推“印太構想”、在大國關系上主打“日中協調”倡議。(32)安倍內閣在繼續將日美同盟置于外交首位的同時,積極尋求最小化“特朗普風險”造成的利益損傷,愈益顯示出維護“獨立于美國的日本國家利益”的能力。(33)目前,“東京的戰略圈正在形成一種共識,即日本現在應該抓住機會,做它本來就應該做的事”,有人甚至建議實施“更果斷的變革”。(34)日本的相關舉措還包括,在防衛領域,提前修訂《防衛計劃大綱》,裝備常規高端武器系統,更新防衛觀念,考慮突破防衛預算占國內生產總值(GDP)1%的限制。

  (四)三角的互動與競爭,重點圍繞“一帶一路”沿線、亞太地區秩序與合作規則展開

  2017年以來,國際社會對“一帶一路”的認同度持續上升。同年5月在北京舉行的首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包括29位國家元首、政府首腦在內,共有140多個國家、80多個國際組織的1600多名代表出席?!白鳛橛蓡蝹€國家提出的構想,在不到四年的時間里就能得到如此多的國家、國際組織響應,這在歷史上是空前的?!弊浴耙粠б宦贰碧岢鲆詠?中國在與沿線國家構建或升級伙伴關系時,所簽署文件中經濟交流合作內容明顯增多。中國與不同國家建立不同的、適合該國國情的經濟交流框架,最后形成綜合性多邊自由貿易協定(FTA)網絡。這也是中國為改革全球治理體系、構建新型國際關系進行的布局。(35)2017年7月,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獲得穆迪國際信用評級機構最高信用評級,由此將得以發行低息債券,以已繳納資金為基礎、完成新的融資目標?!耙粠б宦贰睂χ袊a生“一石數鳥”的戰略效果,僅就經濟層面而言,它將促進國際產能合作這一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新形態;促進人民幣國際化,使人民幣在“一帶一路”沿線的存在感急速上升;促進中國巨額外匯儲備的有效利用。從趨勢看,“一帶一路”金融支持環境在逐漸完善,“一帶一路”經濟在世界經濟中的占比將進一步上升。(36)

  針對中國“一帶一路”倡議,2016年8月安倍在第六屆東京非洲發展國際會議上正式提出“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構想,表示要“把亞洲到非洲一線建設成為發展與繁榮的大動脈”,構筑一個“由高質量規則覆蓋的從太平洋到印度洋地區的世界”,并在此后成功說服特朗普總統接受這一概念。2017年11月,特朗普亞太之行首次提及“印太戰略”,與安倍共同探討這一概念,并就為實現“自由開放的印太”加強合作達成一致。不過,在戰略宣示層面以“印太”取代“亞太再平衡”后,美國政府遲遲未就新戰略做出系統性闡釋與政策跟進。特朗普連續缺席東亞峰會、亞太經合組織(APEC)峰會等一系列重要會議,被認為對亞太地區缺乏持續興趣,強化了外界“美國在減弱對亞洲的承諾,中國的作用正在增強”的印象。(37)

  特朗普政府對世界重大問題“漠不關心”,使日本陷入“一種特別的焦慮情緒”之中,認為美國領導層基于穩定的國內政治基礎設計、實施對外政策的能力在下降。(38)為平衡中國影響,日本嘗試部分承擔起原本屬于美國的角色,把“如何努力引導世界秩序走向健康發展”作為頭號戰略課題(39),把“一帶一路”沿線、亞太地區作為推行“戰略性外交”、“安全外交”及傳統經濟外交,主導秩序重構與規則制定的重點區域。在外交安全領域,日本在日美同盟框架之外,與印度、澳大利亞、東盟國家建立安全合作伙伴關系,加強日韓情報合作,嘗試與俄羅斯簽訂和平條約。在區域合作領域,日本堅守被特朗普拋棄的TPP框架,推動“全面且先進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于2018年3月簽署協議,12月30日正式生效。日本外交、安全及國際合作重點加速向亞洲回歸,這一動向被美歐戰略學界稱為“日本版的重返亞洲”,(40)帶有明顯的因變量行為特點,本質是對中國崛起及美國相對衰落的對沖。

  三、基于三角之變的戰略思考

  中美日三角恢復活躍,對具有發展優勢的中國總體有利,為中國外交提供了新抓手,為在動態發展中把控“時”“勢”、多邊戰略博弈爭取相對有利結果提供了新機遇。而三角中相對較弱一方以及影響三角平衡的外部變量,應成為相關戰略操作的首選切入點。

  (一)強化處理中美、中日兩對雙邊關系的“三角思維”

  盡管中美日三角“美日對華”的基本格局沒變,但隨著中日關系改善、美日分歧增加,2012-2016年間中日對抗加劇、美國對華政策負面因素上升導致的極度不平衡態勢有所緩解;盡管美日同盟“美主日從”的基本結構沒變,但在政治意愿、戰略意識與實際操作層面,日本的自主獨立性無疑空前上升。日本無意放棄日美軍事同盟,也無意舍棄對華經濟合作,并試圖在此基礎上增強軍事能力,鞏固戰略資源,以“靈活的能力”應對可能的地區危機或安全環境的迅速惡化。日本對外戰略的內在結構性矛盾即經濟與安全的“二元結構”沖突進一步突出,安全上不得不繼續依賴美國、依賴同盟的同時,在維護自由貿易體制等經濟領域,推動區域合作的動力增強。美日在“應對中國崛起”這一最高戰略層面仍高度契合,但并非完全一致,更達不到美日兩“點”無限接近、重疊為一“點”的程度。為此,中國應更注重日本作為獨立“一角”的角色,對美日區別對待。

  基于美國在三角中的頂點地位,中日關系很難達到“不受別國影響”(41)的理想狀態。但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中日關系對中美關系、美日關系的“反作用”在上升,已不再是后者的完全因變量,中國對日外交也越來越帶有超越雙邊的全局意涵。從日方看,改善對華關系,也有借對華合作平衡日美關系、牽制特朗普對日用強的意圖。日本戰略自主性的加速提升,從長遠看可能將使中美面對“日本何去何從”這一共同的課題,但從近中期看,是可以利用的事態發展,為通過中日關系影響中美關系、美日關系創造了條件。戰后日本靠“吉田路線”起家,經濟利益、安全利益同為核心利益,難分輕重,日本在中美之間的平衡術,核心是避免在兩個利益之間陷入選擇的困境。從自身利益出發,日本需要阻止中美矛盾發展到不可調和的地步。(42)

  較之經濟利益,安全利益往往更帶有緊迫性,更具有“生死攸關”的特點,但基于自身經濟產業體系特殊的安全脆弱性,日本對國際貿易戰有著本能的恐懼。這源于它對全球供應鏈的高度依賴?!叭毡镜慕洕鲩L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復雜的供應鏈的彈性,這些供應鏈幫助建構了美中貿易相互依存,反過來又為美中貿易相互依存所塑造?!?43)由于所需材料和工業設備遍布世界各地,日本企業尤其容易受到貿易下滑的影響。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在世界主要國家中,屬日本工業品出口下滑幅度最大。日本判斷,美國鷹派所主張的美中“脫鉤論”不可能變成現實,但中美貿易爭端向高科技、安全領域擴散并走向長期化,將對日本造成嚴重沖擊。在貿易戰長期化背景下,相關國家經濟增長率將承受0.5%-1%的下行壓力,中國的GDP年增長率為6%,美國的GDP年增長率為3%,即使減速也能保持正增長,但日本是相對的弱者,經濟總量只有美國的1/4、中國的2/5,GDP年增長率只有約1%,只要下滑0.5%就會損失慘重。(44)

  (二)以靈活調整把控“時”“勢”,注重發揮“動態相乘效果”

  日本在推進構建區域合作框架的過程中充分利用了“動態相乘效果”——在推動CPTPP談判、達成協議過程中注重積累各種有形、無形的戰略資源,后續再將這些資源充分用于推動其他談判朝對自己有利的方向發展。同樣,日本對中美日三角以及在中美之間的平衡政策帶有明顯的多重兩面性,這種多重兩面性又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隨時處于動態調試之中,也體現出對“動態相乘效果”的運用。

  實證研究證明,日本對中美貿易戰的應對是一個隨形勢發展變化而不斷修補、完善的動態調試過程。在特朗普對華強勢施壓的初期,日本先是附和美國、對華轉嫁壓力,避免矛頭指向自己。2018年3月,“鋼鐵過剩產能全球論壇”在巴黎召開,美方出示調查清單并“追究中國的責任”,日本附議提出(導致鋼鐵產能過剩的)“震源地在中國”。(45)4月,世貿組織數字貿易意向國會議在日內瓦召開,日本與美國一道提出含有保障數據自由流通、禁止強制技術轉移等高水平自由化規則的方案,矛頭指向中國。但同月,中日高層經濟對話時隔八年重啟,雙方就維護國際貿易自由化、推動經濟全球化發展達成共識。同期,日方提出“自由開放的印太”與“一帶一路”并不是相互排斥的關系。9月,日美歐貿易部長三方會議發布聯合聲明,提出世貿組織改革方案,主張加強對補貼某些行業的“第三國”的執法力度。10月安倍訪華,中日雙方就第三方市場合作達成多項協議。如此朝秦暮楚的背后,是面對特朗普強勢施壓、中美貿易戰升級,日本的憂慮同步上升,擔心最終難逃池魚之災。日本尤其害怕被美制裁的“東芝事件”重演。中國是日本最大貨物貿易伙伴,據中方數據,2017年中日雙邊貿易額重返3000億美元規模,達到3029.9億美元,同比增長10.9%。而在日本的對華出口中,使用了美國零部件或軟件的商品可能成為美國制裁的對象。(46)

  日本要在中美之間實施對沖,保持“微妙的平衡”,為此采取的戰略步驟、政策舉措往往表面看似矛盾,用詞晦澀婉約,令人費解。對此看穿識破、精準把握,是中國外交調動中美日三角的認知基礎。站在日方立場看,“必須不能留下日中一致對抗華盛頓的印象”;但維持穩定的對華關系對日本來說同樣至關重要,所以也不能與美國一道對華施壓?!跋衩绹菢右晃妒?只能迫使中國與其正面沖突,導致東亞和平陷入不穩定狀態?!薄叭绻彰缆撌謱θA,加強對‘一帶一路’政治、軍事層面的指責,將導致日中關系再度惡化。所以,日本只有更加自主地承擔起維護東亞和平與繁榮的責任,并從這一立場出發,與中國展開密切對話,在安全保障與貿易投資兩方面,努力將其拉進現有的規則之中?!雹偃毡緦θA展開“創新合作對話”,討論在高端技術、知識產權等領域展開合作,以及就第三方市場合作提出開放性、透明性、經濟性、財政健全性“四項標準”等,都是日本意識到美國對華態度趨于嚴厲、為在美中之間保持平衡而刻意提出的?!八捻棙藴省笨梢钥醋魇菫閷ふ摇坝√珮嬒搿迸c“一帶一路”的接點而設置的前提條件。②

  (三)把握“大國”與“周邊”的內在邏輯,處理好“三角”外部平衡變量

  2018年6月中央外事工作會議提出要運籌好大國關系,推動構建總體穩定、均衡發展的大國關系框架;要做好周邊外交工作,推動周邊環境更加友好、更加有利。要實現這一目標,前提是深刻認知“大國”與“周邊”之間復雜深刻的內在關聯性。實際上,美國的對華認知在相當程度上是由中國周邊國家幫助塑造的,其中日本、東盟扮演著重要角色。中美日三角是一個開放的系統,與外部環境相互作用,與地區秩序的整體構建息息相關,需要放到整體對外戰略系統中定位和運作,而目標應是借助上述內在關聯性,使大國外交與周邊外交進入良性互動、良性循環。

  在影響中美日三角走向的諸多外部平衡變量中,東盟尤其重要。美國、日本歷來重視東南亞中小國家在推行地區戰略、贏得大國博弈中的作用。2010年2月奧巴馬政府發布的《四年防務評估報告》大幅提升東盟國家的戰略定位,首次將其明確劃分為正式盟友(菲律賓、泰國)、戰略伙伴(新加坡)、可預期的戰略伙伴(印尼、馬來西亞、越南)三類,提出要強化與正式盟友的關系、深化與戰略伙伴的合作、同可預期的戰略伙伴“發展新的戰略關系”。③較之美國,日本對東盟國家的政策更為細密,對其戰略心態把握得更為精準,政策手段更富柔性。譬如,在借力東盟對華博弈問題上,日本就注意到,東盟國家在日中之間常常表現出政策兩面性,“即便是與日本持相同立場的國家,在某些問題上也可能傾向于中國;而某些傾向中國的國家也會在某些情況下與日本持相近立場,即便不是從正面贊同日本,至少也不會站在日本的對立面”。為此,日本需要多多用心,“使第三國理解日本的對華政策,不要將其誤解為旨在阻止中國大國化的結盟政策。即使是在批評中國時,也要不斷強調其目的在于指出中國的不當行為,而絕不是為了構筑‘對華包圍圈’以阻止中國的‘大國化’”。(50)2018年8月,日本決定改稱“印太戰略”為“印太構想”,目的不僅是為“避免刺激中國”,深層原因更在于迎合東盟國家“不想在中日之間選邊站”的戰略心理,博得其認同和接受。(51)

  總之,包括中日關系在內,如果“周邊關系不能大致地搞好,對美關系就沒有大致搞好的希望”。近年來中美關系特別重要的不良方面和不良階段,許多都深刻地出自中國周邊的麻煩或“亂子”,出自中美兩國就這些麻煩或“亂子”的結構性和情勢性摩擦、對立和競爭,出自美國對這些麻煩或“亂子”的鼓動、利用或“添亂”。(52)這應是這一輪中美摩擦帶給中國外交的深刻啟迪。從長遠戰略角度看,爭取中國在周邊有愈益增多的友國、戰略中立國甚或嚴格意義上的戰略伙伴,同時愈益減少或克服緊鄰中國的戰略對手或對美國的戰略附庸,將大大有助于減小甚或杜絕給美國提供客觀的便利,使其無法塑造和加固旨在防范、鉗制和抵御中國的“統一戰略”。(53)

  注釋:

 ?、贂r殷弘:《中美日“三角關系”——歷史回顧·實例比較·概念辨析》,《世界經濟與政治》2000年第1期。

 ?、陉斑\祜:《20世紀前半期的中日美三角關系述論》,《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6期。

 ?、哿謺怨?《中日關系與中美日三角關系:戰略利益的結構分析》,《中日關系史研究》2010年第2期。

 ?、軛畈?《中美日三角:利益磨合與前景分析》,載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所:《亞太戰略場——世界主要力量的發展與角逐》,北京:時事出版社,2002年,第303頁。

 ?、荨读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新華網,2017年10月27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19cpcnc/2017-10/27/c_1121867529.htm[2017-10-28]。

 ?、抟撂賮劼}「中國の『一帯一路』構想と日本」、『地域開発』2017年8·9月號。

 ?、逧ly Ratner,“Rebalancing to Asia with an Insecure China”,The Washington Quarterly,Vol.38,No.2,2013,pp.25-7.

 ?、鄷r殷弘:《中美日“三角關系”——歷史回顧·實例比較·概念辨析》,《世界經濟與政治》2000年第1期。

 ?、釛畈?《美國戰略調整背景下日本“全面正?;弊呦蛱轿觥?《日本學刊》2013年第2期。

 ?、馊见惸取げ?《奧巴馬第二任期的亞太政策——總結過去,展望未來》,美國2049計劃研究所,http://www.knowfar.org.cn/report/201311/05/1580.htm[2018-05-06]。

  (11)2010年3月,日本外務省第三方委員會證實,1960年日本與美國修訂《日美安全條約》時曾與之達成密約,默許載有核武器的美軍艦艇??咳毡靖劭?。這是日本政府首次公開承認核密約的存在。核密約違背日本“無核三原則”,即不擁有、不制造、不運進核武器,自民黨執政時期歷屆內閣均予以否認。時任外務大臣岡田克也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不能排除美方曾將核武器運入日本的可能;不過自1991年美國宣布美軍艦艇停止攜帶戰術核武器以來,核武器應該沒有進入過日本。

  (12)吉崎達彥「日米中それぞれの思惑—米中間選挙後の米中関係—」、『東亜』2019年1月號。

  (13)Harry Harding,“Has US China Policy Failed?”,The Washington Quarterly,Vol.38,No.3,Fall 2015.Robert D.Blackwill and Ashley J.Tellis,“Revising U.S.Grand Strategy toward China”,Council Special Report,No.72,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March 2015.

  (14)吉崎達彥「日米中それぞれの思惑—米中間選舉挙の米中関係—」、『東亜』2019年1月號。

  (15)Ben Westcott,“Donald Trump’s Unconventional Diplomacy Is Pushing China and Japan Closer Together”,Oct.24,2018,https://edition.cnn.com/2018/10/24/asia/japan-china-us-trump-intl/index.html[2018-12-08].

  (16)同上。

  (17)Jonathan D.Pollack,“Abe in Beijing,The Quiet Accommodation in China-Japan Relations”,http://www.sohu.com/a/271996844_617737[2018-12-08].

  (18)宮家邦彥「『1953年體制』終わりの始まり」、『產経新聞』2018年6月21日。該文認為,1953年《朝鮮停戰協定》的簽署使半島分裂格局固定下來,由此產生的地區穩定使得日本戰后重建、韓國的“漢江奇跡”、中國的改革開放成為可能?!?953年體制”的穩定框架一直支撐著東亞地區的和平與穩定。但如果朝鮮擁核成為既成事實,日本將面臨修改“無核三原則”的重大戰略安全抉擇,或允許美國核潛艇靠港、部署美國戰術核導彈,或自身擁有核武器。

  (19)朝鮮此前試射的“火星-14”“火星-12”射程覆蓋美國太平洋基地和西太平洋地區,這些地區處于美國?;完懟鶎椃烙到y防護之下。但是“火星-15”打擊能力所及的美國中部和東部地區,目前尚不在導彈防御系統防護范圍內。

  (20)Takako Hikotani,“Trump’s Gift to Japan:Time for Tokyo to Invest in the Liberal Order”,Foreign Affairs,September/October 2017.

  (21)楊伯江:《弘揚條約精神,推動中日關系重返正常發展軌道》,《東北亞論壇》2018年第5期。

  (22)Ben Westcott,“Donald Trump’s Unconventional Diplomacy Is Pushing China and Japan Closer Together”,Oct.24,2018,https://edition.cnn.com/2018/10/24/asia/japan-china-us-trump-intl/index.html[2018-12-08].

  (23)Jonathan D.Pollack,“Abe in Beijing,The Quiet Accommodation in China-Japan Relations”,http://www.sohu.com/a/271996844_617737[2018-12-08].

  (24)IAN BREMMER,“Japan’s Tricky Balancing Act between the U.S.and China”,Oct.18,2018,http://time.com/5428169/risk-report-japan/[2018-12-09].

  (25)Jonathan D.Pollack,“Abe in Beijing,The Quiet Accommodation in China-Japan Relations”,http://www.sohu.com/a/271996844_617737[2018-12-08].

  (26)「米中に秋波とけん制」、『日本経済新聞』2018年5月18日。

  (27)高木誠一郎·舟津奈緒子· 崎信也「米中関係と米中をめぐる國際關系」、『平成28年度外務省外交·安全保障調査研究事業國際秩序動揺期における米中の動勢と米中関係—米中関係と米中をめぐる國際關系—』、公益財団法人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2016年、1-2頁、http://www2.jiia.or.jp/pdf/research/H28_US-China/00-introduction_takagi_funatsu_kadozaki.pdf[2018-11-28]。

  (28)高木誠一郎·舟津奈緒子· 崎信也『平成28年度外務省外交·安全保障調査研究事業國際秩序動揺期における米中の動勢と米中関係—米中関係と米中をめぐる國際関係—』、公益財団法人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2016年、300-301頁、http://www2.jiia.or.jp/pdf/research/H28_US-China/20-summary_recommendation_takagi_funatsu_kadozaki.pdf[2018-11-28]。

  (29)吉崎達彥「日米中それぞれの思惑—米中間選挙後の米中関係—」、『東亜』2019年1月號。

  (30)Jonathan D.Pollack,“Abe in Beijing,The Quiet Accommodation in China-Japan Relations”,http://www.sohu.com/a/271996844_617737[2018-12-08].

  (31)Richard J.Samuels & Corey Wallace,“Introduction:Japan’s Pivot in Asia”,International Affairs,Vol.94,Issue 4,July 1,2018,pp.703-10,https://doi.org/10.1093/ia/iiy034[2018-12-12].

  (32)吳懷中:《日本謀求“戰略自主”:舉措、動因與制約》,《國際問題研究》2018年第6期。

  (33)Jonathan D.Pollack,“Abe in Beijing,The Quiet Accommodation in China-Japan Relations”,http://www.sohu.com/a/271996844_617737[2018-12-08].

  (34)Richard J.Samuels & Corey Wallace,“Introduction:Japan’s Pivot in Asia”,International Affairs,Vol.94,Issue 4,July 1,2018,pp.703-10,https://doi.org/10.1093/ia/iiy034[2018-12-12].

  (35)江原規由「一帶一路をどう深読みするか—伙伴関係による一帯一路FTAの構築—」、『東亜』2017年11月號。

  (36)伊藤亜聖「中國の『一帶一路』構想と日本」、『地域開発』2017年8·9月號。

  (37)《特朗普缺席亞洲峰會,加劇人們對美國對本地區承諾的擔心》,《華爾街日報》2018年11月14日。

  (38)Richard J.Samuels & Corey Wallace,“Introduction:Japan’s Pivot in Asia”,International Affairs,Vol.94,Issue 4,July 1,2018,pp.703-10,https://doi.org/10.1093/ia/iiy034[2018-12-12].

  (39)田中明彥「『自由で開かれたインド太平洋戦略』の射程」、『外交』2018年1·2月號。

  (40)Richard J.Samuels & Corey Wallace,“Introduction:Japan’s Pivot in Asia”,International Affairs,Vol.94,Issue 4,July 1,2018,pp.703-10,https://doi.org/10.1093/ia/iiy034[2018-12-12].

  (41)「他國に左右されない安定した日中関係に」、『日本経済新聞』2018年8月10日。

  (42)IAN BREMMER,“Japan’s Tricky Balancing Act between the U.S.and China”,Oct.18,2018,http://time.com/5428169/risk-report-japan/[2018-12-09].該文認為,從戰略上看,日本在中美之間的對沖政策,只有在中美關系沒有徹底脫軌的情況下才能奏效。如果事態發展到極端地步,包括發生軍事沖突,日本將別無選擇,只能站在美國一邊。為此,日本要竭力避免出現中美矛盾失控的局面。

  (43)Ali Wyne,“The Implications of U.S.-China Trade Tensions for Japan”,https://www.rand.org/blog/2018/09/the-implications-of-us-china-trade-tensions-for-japan.html[2018-12-06].

  (44)吉崎達彥「日米中それぞれの思惑—米中間選挙後の米中関係—」、『東亜』2019年1月號。該文認為,美國不少人認為由于中國剝奪了美國的繁榮,才導致美國中產階級的沒落。從經濟角度看,這種指責根本是錯誤的。國家間貿易本來就是雙贏的關系,不是剝奪對方國家繁榮的零和游戲。美國有7萬家企業依賴中國市場,失去中國市場是難以想象的。5G時代即將到來,通信技術的開發如果沒有中國的參與將無法取得進展。

  (45)『米中に秋波とけん制』、『日本経済新聞』2018年5月18日。

  (46)吉崎達彥「日米中それぞれの思惑—米中間選挙後の米中関係—」、『東亜』2019年1月號。

  (47) 崎信也「日米中それぞれの思惑—『平和友好』以後の日中関係—」、『東亜』2019年1月號。

  (48)川島真「日中関係『改善』への問い」、『外交』2018年11·12月號。

  (49)http://odam.defense.gov/omp/Functions/KnowledgeManagement_DecisionSupport/Strategy%20Management/FY07%20QDR%20Quarterly%20Updates%20to%20Congress.pdf[2018-11-18].

  (50)高木誠一郎·舟津奈緒子·崎信也『平成28年度外務省外交·安全保障調調査研究事業國際秩序動揺期における米中の動勢と米中関係—米中関係と米中をめぐる國際関係—』、公益財団法人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2016年、300-301頁、http://www2.jiia.or.jp/pdf/research/H28_US-China/20-summary_recommendation_takagi_funatsu_kadozaki.pdf[2018-11-28]。

  (51)「インド太平洋消えた『戦略』政府が『構想』に修正」、『日本経済新聞』2018年11月13日。

  (52)時殷弘:《當前中美日關系的戰略形勢和任務——一種宏觀視野的討論》,《日本學刊》2015年第1期。

  (53)同上

作者簡介

姓名:楊伯江 工作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

職稱: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李中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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