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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命運共同體”視閾下的全球治理:理念與實踐創新
2019年10月14日 10:43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評價》2019年第3期 作者:孫吉勝 字號

內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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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摘要:全球治理是當今國際社會面臨的重要任務。傳統的治理方式未能有效解決當前的各類全球性問題,治理制度滯后,治理失靈和治理赤字無處不在,全球治理經常陷入困境。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明確界定自己為世界大國,踐行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對全球治理日益重視。同時,中國明確提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其中蘊含了中國獨特的思想傳統和行為方式,深刻影響著中國理解和參與全球治理的理念和實踐。“人類命運共同體”視閾下的全球治理更強調世界的整體性、關聯性和包容性,突出共同與平等治理、關聯治理、過程治理和發展治理,這不僅為當前的全球治理補充了新的理念和行動思路,也在理論層面為國際合作與治理理論創新提供了經驗性啟示。

  關鍵詞:全球治理  人類命運共同體  中國對外政策  創新

  作者:孫吉勝,外交學院教授,北京市對外交流與外事管理基地首席專家(北京100037)。

  全球治理是當前國際社會面臨的重要任務。傳統的治理方式未能有效解決人類所面對的各類全球性問題,治理失靈、治理赤字不時出現,氣候變化、恐怖主義、流行性疾病和難民危機等全球性問題有增無減。隨著當前世界不確定性的增強和國際秩序、國際格局的不斷變化和調整,這種態勢還可能持續。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明確把自己界定為世界大國,全球責任意識和擔當意識不斷增強,強調踐行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對全球治理高度重視。受中國文化傳統和外交理念及實踐的影響,中國提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強調世界的整體性、關聯性和包容性,與傳統的全球治理理念和治理路徑相比,在此視閾下的全球治理更強調共同與平等治理、關聯治理、過程治理和發展治理。本文旨在系統研究“人類命運共同體”背后的相關中國思想傳統以及它們如何塑造和影響了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理念和實踐,這些理念與實踐又與傳統的全球治理模式有哪些不同,如何為當前的全球治理補充新的理念和實踐思路。

  一、全球治理體系與當前的治理困境

  全球治理有其明確的概念,現有的全球治理體系具有其自身特征,也面臨系列問題。

  (一)全球治理的概念

  “全球治理”概念的正式提出可追溯至1992年,德國前總理勃蘭特(Willy Brandt)倡議、瑞典前首相卡爾森( Ingvar Carlsson)等28位國際知名人士共同發起成立了“全球治理委員會”(The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1995年該委員會發布《我們的全球伙伴》報告,“全球治理”首次作為被官方認可的學術概念得到較為系統的闡述。在2000年召開的聯合國千年大會上,時任聯合國秘書長安南(Kofi Atta Annan)在其報告中對全球治理理念和思想進一步深入闡述,表明全球治理已經成為21世紀全球所面臨和需要應對的緊迫問題。

  學界一般認為,《我們的全球伙伴》報告較為全面地搭建了全球治理理論的框架,對全球治理的主體、實施手段、實施效果和相應原則都進行了明確界定,很多內容獲得廣泛認可,沿用至今。報告認為,“治理”概念的核心是個人、制度、公共部門與私有部門共同管理事務。隨著人們對全球治理的日益關注,其內涵也得到進一步細化和豐富。全球治理客體,即全球治理的對象和議程,主要是經過分析預測,已經或很可能即將影響全人類,并且很難依靠單個國家或國際社會中的少數行為體就可以解決的跨國性問題,如安全問題、氣候變化、恐怖主義、防擴散、流行性疾病、難民問題等。全球治理的主體一般分為三大類別:首先是各國政府或特定的政府部門;其次是正式的國際組織和國際多邊協調機制,如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等;第三是非正式的全球公民和社會化組織。在實踐中,這些行為體經常需要相互協同,共同發揮作用。全球治理主體的多樣性以及全球治理客體的復雜多變性為充分實現全球治理增加了難度,而在國際秩序與國際體系轉型期間,治理所遵循的不同原則、規則、規范等之間的競爭會加劇,治理難度可能加大。

  全球治理需要體現公共性、多元化和協商性。由于國際社會處于無政府狀態,各個參與全球治理的主體之間的關系并不像國內政治中那樣等級分明。全球治理的合法性主要是依賴規則,也就是人們常說的基于規則的治理,具體包括一般性原則、規則、規范、程序、標準等。無論是從原則、規則的制定,還是到最后實施具體的政策都涉及多個方面,如國家間的協調、共識的達成等,不同層次行為體需要能夠充分協商、交流和合作。由此可以看出,公共性、多元化和協商性應當是全球治理的根本特征,在治理過程中,是否能夠真正遵循全球治理的以上特點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治理的成敗。近年來,關于氣候變化的治理過程,無論是從哥本哈根談判,還是從美國退出《巴黎協定》,都體現出治理過程對治理結果的影響。

  (二)當前全球治理體系的不足

  全球治理概念提出至今已經近三十年了,但現有治理體系依然面臨治理赤字、治理不足等一系列問題與挑戰。

  在經濟領域,2008年美國爆發的次貸危機席卷全球,對世界經濟增長造成重創,現有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在應對危機過程中暴露出明顯的缺陷與不足。冷戰結束后,全球化進程加快,有效加速了資源和生產要素在全球的流動和配置,世界經濟發展迅速,各國經濟更加相互融合、相互依存。新興市場國家大都表現良好,發展中國家在全球經濟中的比重和影響力也不斷提升。但與此同時,西方經濟被西方金融壟斷資本綁架,虛擬經濟膨脹,金融衍生產品泛濫,2008年的金融危機就是首先由美國房地產和金融衍生品泡沫破裂所致。然而,面對全球經濟危機的重大挑戰,由西方大國長期把持的國際經濟、貿易和金融組織,如八國集團、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未能做出及時有效的回應,傳統的全球經濟治理模式遭到質疑,各方不得不反思現有體系的問題,探尋加強主要經濟體宏觀協調和金融政策協調的可能和相應的新機制。

  在政治領域,西方大國基于國際事務中占據絕對優勢的話語權,打著普世價值、尤其是所謂“人權高于主權”的旗號,在全球范圍內強制推行西方民主自由價值觀和政治制度。20世紀90年代以來,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冷戰的最終結束使西方世界更加堅信西方的人權觀念和政治民主將傳遍整個世界,歷史終結論、民主和平論等也成為人們熱議的話題,甚至成為一種主導話語。受此影響,在冷戰結束至今近三十年的時間里,西方國家一直以意識形態劃線,向所謂非西方國家輸出民主,并最終實現“全面西方化”。“阿拉伯之春”、“顏色革命”等都是典型例證。然而,現實世界卻并未像其所預想的一樣發展,無視不同國家的國情和現實發展情況、一味推行西方民主甚至直接干預他國內政、強行更迭國家政權在很多發展中國家催生了新問題:戰亂不斷、經濟崩潰、社會動蕩、難民如潮、恐怖主義蔓延等。西方國家的這種針對政治制度的“治理”實際對國際政治秩序和國際安全產生了負面影響,甚至成為破壞和影響和平與穩定的因素。同時,美國和一些西方國家的民主制度在國內也面臨形形色色的問題,民粹主義和極端主義思潮在國內蔓延,恐怖主義和難民危機的威脅不斷增長,社會日益分裂,促使人們進行深層次的反思。

  在社會文化領域,傳統的全球治理模式同樣深受西方中心主義的影響。西方中心主義與東方主義相對,一直是西方世界認識全球文明演化進程的思想基礎。很多西方國家基于種族、意識形態、宗教、文化等偏見,對世界文化多樣性持消極甚至排斥態度。此外,西方國家憑借其在全球事務中的主導權和話語權,將西方文化在全球范圍內推廣和傳播。這種對文化多樣性的忽視甚至打壓,恰恰與全球治理的本意背道而馳,更無助于實現全球治理的多元化目標。事實上,文化多樣性是人類社會的根本特征,是人類進步和發展的動力。尊重文化多樣性發展也是鼓勵思想多樣性發展的前提,是保證全人類在應對各種復雜挑戰和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條件,從這一點來說,尊重、維護和促進世界文化多樣性會直接影響人類未來。對于全球治理而言,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互鑒既是前提,也是目的。但傳統的全球治理方式卻未能做到這一點,反而在“文明沖突”的消極論調中將各種文化、文明對立起來。實際上,此類觀點極具誤導性,與全球治理所需的最根本的多元化相悖。而相關研究表明在不同文明之內,仍存在諸多文明內部差異,不能簡單以一個標準或一個標簽來概括;不同的宗教所產生的影響也并沒有像“文明的沖突”所描述的那樣明顯。

  (三)當前全球治理體系面臨困境的原因

  上述治理困境主要是由當前全球治理體系的特點所致,遠未體現全球治理強調的公共性、多元化和協商性。

  第一,現有的全球治理體系主要以西方大國為中心。盡管全球治理的概念是在20世紀90年代提出,但是當前的全球治理體系主要是以二戰后形成的國際體系與國際秩序為基礎的。二戰后,在世界反法西斯聯盟各國的共同策劃下,一系列國際組織、機構,如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關貿總協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衛生組織等得以建立,它們在全球確立了系列國際制度、國際規則和國際規范,維持了世界秩序的運行,也為此后逐漸發展成型的全球治理體系奠定了基礎。一方面它們為維護世界和平、穩定和進步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不得不承認的是這些國際制度的設計在本質上帶有很深的西方中心主義特征,如在G20產生之前,全球經濟治理基本由七國集團把控,治理理念是西方發達經濟體的治理思想;世界銀行的行長必須由美國人擔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則是由歐洲人掌門,美國擁有獨家否決權。因此,從20世紀50年代直至冷戰結束之前,世界政治、經濟、安全和文化等領域的主導權始終掌握在美國和其他幾個少數西方發達國家手中,發展中國家的利益訴求很難得到有效回應,不公正的全球治理格局長期未能得到根本性改變,在2008年之前,全球治理基本等同于西方治理。

  第二,現有的治理體系沒有及時反映當今世界的變化。現有的全球治理體系基本是基于二戰后的需要建立的。當前,無論是全球的權力分布、科學技術、思想觀念還是世界所面臨的具體問題等都與二戰后大不相同。首先,國際體系的實力分布發生了重大改變,美國雖依舊占據世界權力的中心,但相對實力和影響力都已開始下滑。此外,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后,其美國優先政策以及不斷“退群”的做法,對現有的全球治理體系產生了沖擊。而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經濟體蓬勃發展,影響力不斷增強。與此同時,國家間的資源流動和交流溝通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快,權力在世界范圍內的流散和重組已成為不爭的事實。其次,全球治理所需要應對的全球性問題,即治理客體發生了變化。二戰后很長一段時間,世界面臨的是如何維護和平的問題,經濟、政治、軍事等高政治領域是主要治理對象,大多屬于傳統安全領域的問題。但是,隨著冷戰后全球化進程的加快,非傳統安全問題大量涌現,貧困、災難、流行性疾病、恐怖主義、氣候變化等已經威脅整個世界的安全,影響到每個國家,甚至每一個人。最后,全球技術的發展和變革給全球治理帶來了新的挑戰,世界日益呈現出數字化、智能化、網絡化特征,相互依存前所未有地加深。社交媒體的社會再造、網絡外交、政治重塑的功能日益凸顯,甚至在改變人們的觀念和行為方式。在這一背景下,一些新的全球性問題不斷出現,有些仍然是當前全球治理的盲區,為世界的和平與穩定帶來了更大的不確定性,也凸顯了全球性問題增多與全球治理制度不足的矛盾,治理制度滯后于現實變化的問題急需解決。

  第三,現有的治理體系仍是一種排他性治理,主要由大國和西方理念所主導,發展中國家的話語權極弱。西方的治理理念受西方思維方式和文化傳統的影響,在治理實踐中經常忽視多元性。受傳統二元對立思維的影響,西方的治理體系總是把事務對立起來看,認為沖突是萬物間的本質,難以避免,如“文明沖突論”、“零和博弈”等。近年來,在新興大國崛起的過程中,西方傳統的思維方式總是認為新興國家是與己對立的力量,會破壞原有的體系。例如,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成立后,一些西方國家的第一反應是它要取代世界銀行;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后,也有國家認為它是要取代現有的國際秩序。不僅如此,發展中國家的聲音也經常被忽視。與此同時,西方的治理理念經常表現出一元的治理特色,主要以規則治理為主,缺少靈活性。規則治理也一直是全球治理研究中的主導話語,其他的治理理念或模式被有意無意地壓抑或忽略。實際上,弱規則治理、協商治理等也是可以采取的治理方式。當前世界面臨的全球性問題日益多元,起因各異,很多都與發展中國家密切相關,如貧困、氣候變化、恐怖主義等,有些問題的出現實際上與發達國家所采取的一些具體政策有關,這些具體問題產生原因的復雜性以及治理的復雜性都需要在治理理念、手段和路徑方面增加多元性,不斷吸收新元素。

  第四,現有治理體系的治理方式主要是單一治理,治理多停于表面,忽略了導致問題的根本原因,經常治標不治本。例如,恐怖主義的興起背后有極深的社會根源,既有國際因素,也有國內因素,簡單從表面治理,很難真正奏效,有時甚至適得其反。例如,“9·11”事件后,美國在全球動員了反恐戰爭,動用了大量的人力、財力和物力,但結果并不如意,世界一度呈現出越反越恐的態勢,甚至還導致了伊斯蘭國的凸起。反思這一過程,很多學者都認為其根源之一在于美國這些年在中東的政策。再比如,美國把對中國等國的貿易逆差歸罪于對方,而美國學者斯蒂芬·羅奇(Stephen Roach)認為,實際上是美國長期的國內儲蓄短缺催生了貿易巨額的經常性的賬戶逆差和貿易逆差,而美國政府幾乎或完全沒有認識到儲蓄和貿易失衡之間的關系。由此可見,如果單純從表面上對某一問題進行治理,會經常忽視背后的深層原因,自然也很難取得真正的治理成效。

作者簡介

姓名:孫吉勝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孫志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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