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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代中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問題
2020年01月10日 10:37 來源:《理論視野》(京)2018年第8期 作者:韓愛勇 字號
關鍵詞:中國/戰略機遇期/新時代/新特征

內容摘要:

關鍵詞:中國/戰略機遇期/新時代/新特征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國內外形勢發生深刻變化,有研究者不免對戰略機遇期的存在與否提出疑問。對比21世紀初期戰略機遇期的生成條件,雖然國內外形勢發生重大變化,但三個戰略機遇期的生成條件依然存在:強烈的戰略機遇期需求意愿、融入全球化進程和沒有成為國際矛盾的焦點。在新時代,戰略機遇期表現出內生性與共享性兩大新特征。與此同時,戰略機遇期的延長和維護也面臨著不同以往的新挑戰。

  關 鍵 詞:中國/戰略機遇期/新時代/新特征

  一、問題的提出

  十九大報告指出:“當前,國內外形勢正在發生深刻復雜變化,我國發展仍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前景十分光明,挑戰也十分嚴峻?!盵1]這是黨的最高文件對當前中國發展環境和發展預期的權威界定。什么是戰略機遇期?理論上講,戰略機遇期是指在主客觀有利因素共同作用下,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均處在一個可以預期的持續上升時期。判斷一個國家處在戰略機遇期,需要滿足三個條件:客觀上有利于形成強勁發展潛力,并有利于將其以可持續方式充分轉化成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主觀上具備洞察時機、捕獲時機以及運用有利條件擴大機遇乃至塑造機遇的能力和意志;一國預期可以實現的發展潛力在量的擴張或質的提升上是否能夠超過同類國家的平均水平。[2]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國內外形勢發生深刻變化,有研究者不免對戰略機遇期的存在與否提出疑問。一是世界經濟受金融危機之累,時至今日依然增長乏力、動力不足。二是西方國家民粹主義上升,西方國家開始將主要精力聚焦于國內問題的解決,新孤立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開始抬頭,逆全球化思潮出現。三是為應對中國崛起,美歐日為代表的西方世界患上不適應癥,在政治、軍事、安全等高政治領域抱團出現“大西方”的概念,[3]中國崛起的國際壓力增大。四是隨著中國崛起進程加快,在中國走近世界舞臺中央的同時,也成為國際政治矛盾的焦點。也可以說,中國崛起在改變國際權力結構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帶來權力競爭。[4]五是2010年以后以美國戰略重心東移、中日東海爭端、南海島嶼糾紛、中印邊界對峙等事件為標志,中國周邊安全局勢趨于復雜化。概言之,國際環境出現了一些不利于中國發展的新變化,與此同時,中國經濟也由過去高速增長進入目前中高速增長的新常態。

  實際情況并非如此。那么,該如何更好地理解十九大關于“重要戰略機遇期”的重大判斷,如何回應上述的那些質疑。本文以為,回答這些問題需要對戰略機遇期提出的歷史背景、生成條件和新時代戰略機遇期出現的新變化、新挑戰進行深入研究。

  二、重要戰略機遇期的生成條件及其特征

  “重要戰略機遇期”這一表述最早出現在中央領導人的講話中,是2002年5月31日,時任總書記的江澤民在中央黨校省部級干部進修班畢業典禮上的講話。他指出:“綜觀全局,二十一世紀頭二十年,對我國來說,是一個必須緊緊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盵5]這一論述寫進當年黨的十六大報告?;仡櫘敃r提出這一重大判斷的國內外形勢背景,大致可以發現戰略機遇期的生成條件。

  就國內而言,“我國進入了實現現代化建設第三步戰略目標必經的承上啟下的發展階段,進入了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擴大對外開放的關鍵階段”。[6]發展成為第一要務,這在主觀上需要我們更聚焦于發展,解決發展面臨的難題和困境。在客觀上,經過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進入全面提高對外開放水平的新時期,改革的紅利在這一時期得到更好的釋放,中國具備實現進一步發展的能力和物質基礎。爭取一段可以實現國家跨越式發展的時期,自然就成為中國在這一時期的強烈意愿。在國際上,有兩大背景尤為值得關注。一是2001年底中國加入WTO開始全面參與國際分工和經濟全球化進程,這為中國發展提供了更為廣闊的國際市場和國際資源,尤其是來自既有國際機制、國際規則的制約大大減少。二是2001年9·11事件發生,國際恐怖主義和美國霸權單邊主義的沖突對抗成為當時國際矛盾的焦點,這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中國成為國際沖突的焦點和大國對抗的主要目標,國際環境出現有利于中國的一面。

  綜上所述,21世紀初,中國戰略機遇期的生成具備如下三個條件:強烈的戰略機遇期需求意愿、融入全球化進程和沒有成為國際矛盾的焦點。也就是,主觀上,我們需要一段有利于我們發展的時期,并緊緊抓住了;客觀上,有利于我們發展的因素在這一時期確實出現了;結果是中國實現了綜合國力的快速發展。但問題是,在同一時期,不僅中國充分抓住了戰略機遇期快速發展,世界其他大國也紛紛利用世界政治經濟結構變化所提供的戰略空間,改變自己的策略,完善相關部署,爭奪戰略機遇的制高點。俄羅斯利用反恐和國際市場石油價格變化的機遇,打擊國內分裂勢力,迅速恢復國家財力,調整外交重點,確定到2020年恢復其大國地位的戰略機遇期;印度抓住反恐和世界信息產業結構調整的機遇,進一步鞏固其在南亞和印度洋的戰略優勢,并且占據了世界軟件業第二的位置;歐盟通過歐元流通和歐盟擴大的歷史性突破,抓住伊拉克戰爭中美國單邊主義造成的局面,努力形成獨立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政治力量;日本則利用美國反恐戰爭對美日同盟的需求,實現其向海外派兵、走向軍事大國的長期目標;[7]美國更是利用反恐之機,加緊全球的地緣政治布局,強化其作為全球霸主地位的權力基礎。如果其他國家借美國反恐之機,相繼提出各自戰略規劃,均是利用了國際矛盾轉向美國單邊霸權主義和國際恐怖主義之間的對抗,那美國在這一時期的行為又該如何解釋。

  原因分析有兩點:一是各國戰略機遇期的重心定位不同。與其他大國爭奪傳統安全和國際政治權力博弈的制高點不同,中國將戰略機遇期的重心集中于國內經濟社會發展和市場競爭力的提高,這顯然與國內實現現代化的長遠發展預期和到2020年建成小康社會的發展目標相一致。二是判斷、抓住和利用好戰略機遇期的關鍵在于自身,而非完全由客觀條件所決定,[8]需要實現客觀有利條件和主觀能動判斷的有機統一。這意味著,從更廣泛的意義上講,戰略機遇期可能存在于每一個歷史時期,關鍵在于各國是否具備識別、爭取和主動塑造它的能力和意愿,并將之有效地融入國家發展戰略的進程中來。由此可以看出,21世紀初中國對戰略機遇期的判斷具有三個顯著特征:首先,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判斷是政治判斷。中央做出戰略機遇期的判斷是要從政治上確保21世紀頭20年中國能夠繼續一心一意謀發展、聚精會神搞建設,繼續沿著既定的發展目標前進,在思想上把全黨的認識再度集中統一到和平發展的大前提和大背景下,能集中精力辦好自己的事,更好地發展自己。其次,戰略機遇期的判斷是個大勢判斷,或者說是趨勢判斷,這種判斷不僅是對現在所面臨環境的客觀分析,而且也是對未來整個世界大勢和國家發展大勢的判斷。這就意味著,一個國家尤其是一個大國發揮自身能動性去主動爭取、塑造和維護戰略機遇期的關鍵在于做出正確的戰略和決策。再次,戰略機遇期的判斷是個辯證判斷,不僅指挑戰和機遇并存,更是指在一定條件之下危機與機遇之間的相互轉化。這一點意味著面對挑戰應該采取什么樣的心態,以及如何在實踐中爭取和塑造戰略機遇期。[9]

作者簡介

姓名:韓愛勇 工作單位: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院

職稱: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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