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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內政治文化的特征及其價值探析
2020年02月18日 10:18 來源:《中國浦東干部學院學報》(滬)2019年第2期 作者:龔少情 胡慶雄 字號

內容摘要:中共上海市委黨校第四分校黨性研究中心,上海市社會主義學院教研部

關鍵詞: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龔少情,男,博士,中共上海市委黨校第四分校黨性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主要研究中國政黨與政治。上海 200042;胡慶雄,男,上海市社會主義學院教研部講師,主要研究中國文化與當代社會主義。上海 200063

  內容提要:黨內政治文化是黨內政治生活的靈魂。作為一種普遍能認同的價值觀和一致遵循的行為模式,黨內政治文化在結構功能、演進過程上有自己的特征。黨內政治文化概念將黨建認識的觸角引向行為模式的微觀層次,對黨建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黨內政治文化是對黨建實踐問題的回應,指出了黨內政治生態與政治生活的重要抓手,具有很強的實踐意義。

  關 鍵 詞:黨內政治文化/黨內政治生活/黨內政治生態/黨建理論與實踐價值

  標題注釋:國家社科規劃基金課題“新時代城市社區黨的群眾組織力提升策略研究”(18BDJ030)階段性成果。

  黨內政治文化是一個政黨普遍認同的價值觀以及一致遵循的行為模式,是一個政黨在其長期的黨內政治生活過程中沉淀而成并影響黨員行為的集體意識,也是一個政黨本質屬性的體現。探討黨內政治文化的特征,分析黨內政治文化在當代中國語境中的價值,對于我們理解加強黨內政治文化建設這一論斷的精神實質及其戰略意蘊,無疑有著重要的意義,值得深加思考。

  一、黨內政治文化的特征分析

  黨內政治文化的特征是黨內政治文化本質的外在體現,是黨內政治文化區別于其他文化類型的重要標志,對黨內政治文化特征的考察是認識黨內政治文化內在本質的重要環節。

  首先,就結構特征而言,黨內政治文化是整體性與局域性、觀念文化與行為文化的統一。就其主體結構來說,黨內政治文化有從整個政黨全體而言的整體性黨內政治文化,也有為地方、單位黨組織所具有的局域性黨內政治文化,黨內政治文化體現了這種整體性和局域性的統一。整體性通過個別性表現出來,對黨內政治文化的考察既要考察作為整體性的黨內政治文化,也要考察局域性黨內政治文化,而為地方、部門黨組織所具有的局域性黨內政治文化則常常是黨員行為發生的最直接的環境,應該給予足夠的重視。就其內容結構而言,黨內政治文化是黨內政治體系和政治運作過程在黨員觀念意識和行為模式上的反映,因而黨內政治文化就其內容結構而言,既是一種觀念文化,又是一種行為心理文化。前者是指黨組織內部所共同信奉的關于黨的政治價值觀念、政治權力觀念、政治角色觀念等的總和;后者則是黨內政治活動中黨員行為所蘊含的一致默認的態度、習慣和風氣等。觀念性文化是黨內政治文化結構中的內核部分,行為文化是外層結構,兩者相輔相成,緊密聯系。

  其次,就功能特征而言,黨內政治文化是生態性功能與模式性功能的統一。所謂黨內政治文化具有生態性功能,就是說,黨內政治文化對于黨組織內部的黨員行為來說,乃是一種生態性環境,在黨組織內部的黨員存在發展中承擔著生態性功能,它對于黨員行為的影響是全局性、本源性的,而不是表面上、局部性的。黨內政治文化的生態性功能首先表現在黨內政治文化對于黨員的塑造作用,黨員總是自覺不自覺地在一定黨內政治文化的熏陶下成長為這種黨內政治文化所需要的人,程度不等地烙上一定黨內政治文化的印痕,并形成與之相適應的價值取向。正如本尼迪克特所說,“個人生活史的主軸是對社會所遺傳下來的傳統模式和準則的順應。每一個人,從他誕生的那刻起,他所面臨的那些風俗便塑造了他的經驗和行為”。[1]2黨內政治文化的生態性功能還表現在一定政治文化對于黨員的同化作用,也就是說,黨員來到一個黨組織之中,一般都會自覺不自覺地按照黨內政治文化的要求,進行適應性調整,實現個體意識逐漸向集體意識的轉變,最終落入到與一定黨內政治文化相對應的行為模式之中,否則就很難生存和發展。黨內政治文化的生態性功能還表現在其功能作用的系統性方面,黨內政治文化對于黨內行為的影響是全局性、系統性的,黨內政治文化的破壞意味著系統的破壞,黨內政治文化的危機常常意味著黨內政治系統的危機。黨內政治文化功能的生態性特征表明,黨內政治文化是一個日積月累的過程,好的生態不是一日之功,其修復也非一朝一夕所可見效。

  所謂黨內政治文化的模式性功能,即是說黨內政治文化為黨員在黨組織內部的行為選擇提供導向,一定的黨內政治文化即是意味著一定的行為模式,對于黨組織內的黨員行為具有導向作用。一般情況下,有什么樣的黨內政治文化模式,就會有什么樣的黨內政治行為取向,不同的黨內政治文化模式往往會出現不同的黨內政治行為模式。就不同的政黨而言,由于黨內政治文化的作用,黨員在黨內政治活動中的價值取向和心理傾向存在差異,使得黨員處于不同的行為導向中,從而形成不同的行為選擇模式。就同一個政黨來說,不同層級、不同部門的黨組織,由于歷史以及領導等方面的原因,部門或者地方性黨組織的黨內政治文化是有可能存在差異的,不會是上下一般粗、到處都一樣,一些地方塌方式腐敗、系統性腐敗即因于此。積極的黨內政治文化總是蘊含著積極的黨員行為,消極的黨內政治文化常常產生消極的黨員行為,黨內政治文化與黨員行為是一致的。

  黨內政治文化的生態性功能強調了它的本原性、系統性、環境支撐性的特征,而黨內政治文化的模式性功能則強調了它的實踐性、導向性特點,兩者是統一的。

  再次,就演進特征而言,黨內政治文化是自然生成性與主體建構性的統一。存在決定意識,黨內政治文化歸根結底是黨內政治實踐活動在廣大黨員思想觀念和心理中的反映,黨內政治關系及其在實踐中的運作是黨內政治文化產生、形成的基礎。從大歷史視角來看,黨內政治文化是隨著政黨自身的興起、發展而形成、發展的,在政黨自身長期的組織運作和功能實現過程中,政黨組織形成了具有自身特點并帶有時代特色的黨內政治文化。如此說來,黨內政治文化不是飛來之物,也不是某一個人強加到黨的身上的,而是政黨組織的歷史發展與功能實現過程之中自然而然生成的結果,是黨組織運作與功能實現過程沉淀下來的精神之物,是這一歷史過程的產物。不管高不高興,在政黨歷史發展的進程中,一定會形成一定的黨內政治文化,不管人們承不承認,它就在那里無時不在地發揮著作用。從這個意義來說,黨內政治文化乃是一個自然生成的過程。與此同時,黨內政治文化還具有主體建構性的特征。一般來說,傳統上政治學研究中所指稱的政治文化,關注的是文化對于民主制度的決定性作用,認為一定的政治文化總是對應于一定的政治結構,而民主政治必須建立在相應的參與式政治文化的基礎之上才可能有效運行。在這里,政治文化是一個歷史進程中的先驗性的存在,用以去考察文化與政治制度的關系,這種先驗性也正是政治文化客體性的鮮明體現。與這種政治文化的客體性不同的是,黨內政治文化,關注的不是黨內文化對于黨內政治制度的決定性作用,恰恰相反,關注的是如何建構一種與一定的黨內政治價值和政治功能相適應的黨內政治文化,以更好地促進黨內政治制度的運作。于是,黨內政治文化不僅僅是一種客體性的存在,更體現為一種主體性的建構特征,黨內政治文化形成過程之中,滲透著政黨組織特別是其中的政黨精英的自主自覺的活動,浸透著政黨精英的自我意志打上了政黨主體的主觀意志的烙印。從這個意義來說,黨內政治文化的演進又體現了政黨主體的自覺自為的意志追求,具有主體建構性特征。我們平常說,要加強黨內政治文化建設,或者說創新黨內政治文化,就是這種主體建構性的反映。黨內政治文化不僅僅是政黨組織運作的歷史沉淀之物,還是政黨組織自覺自主活動的產物,是政黨自身進行有意識、有目的的建構的結果,體現了人的能動性、創造性和自主性,即黨內政治文化的主體建構性特征。因此也可以說,黨內政治文化不僅是長成的,更是做成的,是辯證發展的過程。

  強調黨內政治文化的自然生成性,就是提示人們注意到黨內政治文化形成的客觀性以及傳承性;而強調黨內政治文化的主體建構性,就是提示人們注意到黨內政治文化所蘊含的政黨組織的能動性以及創造性,黨內政治文化是客觀與主觀共同作用的結果。

  二、黨內政治文化概念的理論價值

  恩格斯在《資本論》英文版序言中指出:“一門科學提出的每一種新見解,都包含著這門科學的術語的革命?!盵2]34在某種意義上說,黨內政治文化就是這樣的一個“術語的革命”,這個概念的提出,進一步深化了對黨的建設規律的認識,它對黨建理論以及相關學術研究具有非常積極的意義。

  首先,黨內政治文化聚焦于黨內的行為模式,將黨的建設的認識觸角引向更加縱深的微觀層次,是對黨的建設規律認識的進一步深化?;仡欀袊伯a黨的發展歷史,革命戰爭時期提出要注重黨的思想建設,改革開放過程中又突出強調要注重黨的制度建設,十八大后針對全面從嚴治黨的新形勢和新任務,又明確提出把思想建黨與制度治黨相結合的科學論斷,這些都體現了對黨的建設規律認識的一個發展過程。思想建黨強調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武裝,突出了思想的統帥和靈魂作用,是黨員個體的一種觀念建構,屬于組織結構的打造,著力點在于作為個體的黨員之政治思想素質;制度治黨強調政黨組織體系要素之間的整合以及組織運作的保障,關注約束的規范性、激勵的有效性,屬于組織體系和過程的范疇,著力點在于政黨體系的組織活力和運作效率。思想建黨與制度治黨相結合顯然是強調了黨員個體與政黨體系的有機統一,個體素質與組織運作的有機統一,把思想的先導作用和制度的保障作用有機統一起來;而黨內政治文化建設,強調的則是黨組織內部共有的價值觀和普遍的心理傾向,突出了黨員行為背后的心理反應、集體意識、習俗傳統以及“潛規則”“圈子文化”等非正式制度的影響,著力點在于黨員的行為模式。一般來說,無論是思想,還是制度,最終都要落實到人的行為。組織的核心是人,一個黨組織發揮作用必然要通過活生生的黨員的行為表現出來。我們常常說先進性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本質屬性,實質而言,共產黨人的先進性也最終要落實到黨員的實際行為中。那么,在一定的黨組織中,黨員行為模式為什么是這樣的不是那樣的?這就是黨內政治文化所要解決的問題。黨內政治文化的落腳點在于黨員行為的模式問題,一定的黨內政治文化總是意味著一定的黨員行為模式。從這個角度來說,黨內政治文化概念,就將認識的觸角延伸到微觀的黨員行為上來,要求從微觀的動態的角度去探究黨員行為的規律,從而在對黨員行為的約束和激勵的基礎上達到加強黨的建設的目的。由此不難知道,黨的思想建設再到黨的制度建設,又推進到思想建黨與制度治黨相結合,再到今天提出黨內政治文化建設,體現的是由個體素質到體系保障,再到行為模式這樣一個認識邏輯,層層遞進,層層深入,由靜止而動態,最后落腳在黨員行為,抓住了組織中最為核心的問題“人的行為”,對于黨的建設規律的認識越來越走向縱深的微觀層次,是認識上的進一步發展。

  進一步言之,思想建黨強調了思想對于黨員個體的統帥作用,但是思想如何發揮作用,就其心理機制來說,還有一個轉化為人的行為動機的環節。恩格斯指出:“就單個人來說,他的行動的一切動力,都一定要通過他的頭腦,一定要轉變為他的意志的動機,才能使他行動起來?!盵3]251黨內政治文化關注的正是黨員行為的動機,思想建黨只有轉化成了黨員的行為模式,才能真正持久發揮作用,思想建黨要通過黨內政治文化體現出來。同樣的,制度在黨的建設中如何有效發揮作用,也離不開相應的黨內政治文化作為基礎。漢密爾頓說,一種制度意味著某種思維方式或某種廣為流行的、經久不衰的行動,制度根植于人群的習慣或風俗。[4]凡勃侖也說過,從心理學的方面來說,制度是一種流行的精神態度。[5]離開了相應的文化,制度的有效運作就無從談起。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黨內政治文化建設乃是黨的思想建設、制度建設深入推進的邏輯結果,是實踐思想建黨與制度治黨相結合的必然要求。從思想建設、制度建設,到今天提出黨內政治文化建設,體現的不是一種詞語上的簡單的標新立異,而是一種黨建認識層次上的深化,是黨的建設理論的縱深發展。

  其次,黨內政治文化關注的是管黨治黨的治本之策,體現了十八大以來從本源上探索全面從嚴治黨有效路徑的進一步思考。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全面審視黨和國家工作面臨的新形勢新任務,綜合分析黨、國家、社會以及國際環境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得出了一個重要結論,就是要進行好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有效應對各種風險和挑戰,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必須把我們黨建設好、建設強。為此在堅持高壓反腐的同時,先后開展了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三嚴三實”專題教育以及“兩學一做”學習教育等系列思想和實踐教育,又大力推進黨內制度的深化改革,在黨內監督、責任追究、督促檢查、廉潔自律、選人用人、黨內生活等方面都出臺了制度性改革措施。從中可以看出,黨的建設從多個角度,立體式、“組合拳”全面展開,共同的指向是越來越趨近如何從“治本”的高度達到管黨治黨的目的,這可以說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全面從嚴治黨過程中所思考的一個根本性問題。黨內政治文化是黨內政治生活的靈魂,有什么樣的黨內政治文化就有什么樣的行為模式,黨內政治文化對于黨內行為的影響是全局性的。因此黨內政治文化建設的提出,實際上回答的就是“如何從本源上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如何尋找解決黨的建設中突出問題的治本之策?”如果說十八大以來黨的建設的深入發展過程,就是一個探索全面從嚴治黨治本之策的過程,那么,黨內政治文化無疑就是這樣一個治本之策的重要舉措,是從治本的角度深化黨的建設的新的理論思考。

  再次,黨內政治文化對黨的建設研究提出了更高的科學化要求,進一步開辟了黨建研究的新空間。黨的建設研究本來就是一個多學科跨學科的概念,可以從黨史的角度進行研究,也可以從政治學、歷史學、組織學、管理學以及生態學等等的角度進行多方面的研究?,F在黨內政治文化概念的提出,進一步提出了黨建研究方法多樣性和跨學科研究的重要性緊迫性問題。黨內政治文化的提出對于黨建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一是黨內政治文化為黨的建設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黨內政治文化這一范疇的提出,對于黨建研究者來說,與過去相比,關注的重點是不一樣的,黨內政治文化要求將研究的目光更多地投向黨組織內部的政治行為,“人們對政治文化的興趣在某種程度上是對政治研究中的法律制度研究方法的一種反動”。[6]478黨內政治文化考察的是文化與行為的關系,是從文化模式上說明黨員行為的動機和選擇的,這就要求我們在以往的著重于黨的組織制度、組織機構、政治理論、意識形態等等的研究之外,進一步關注黨組織內部的黨員行為模式的研究,要求我們將研究的視角進一步深入到微觀的層次,聚焦于黨組織運作過程中的黨員行為,其行為動機如何?行為方式怎樣?有何特征?在其行為方式的背后,隱藏著怎樣共有的價值觀念和普遍一致的心理傾向?這些心理傾向又是如何在長期的組織運作過程中形成并固化的?如此等等,都是黨內政治文化研究中必須要解決的問題,從而為深化黨建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視角。二是黨內政治文化對于黨建研究的方法提出了更加多樣化、科學化的要求。改革開放以來,黨建研究的方法應該說也在發展,但是總的來說,與其他學科發展的勢頭相比,還是比較單一,顯得有點落后,總體上來說文獻研究較多,實證研究較少,定性研究較多,定量研究較少,至于比較研究、個案研究等方法的運用也是少之又少。方法引領著科學的發展。黨內政治文化從本質上來說是一種比較研究和實證研究,如果不進行比較,不進行橫向的、縱向的個案之間的比較研究,就無法將一種黨內政治文化與另外一種黨內政治文化區別開來,無法理解一種黨內政治文化的本質及其內在邏輯。如前所述,黨內政治文化是整體性黨內政治文化與區域性黨內政治文化的統一,最終要通過一個個的黨組織、一個個的實踐運作單元表現出來,這就決定黨內政治文化研究的結論需要建立在實證研究的基礎上,進行必要的觀察、訪談以及大量的數據采集,而不能基于一種抽象的理論演繹的分析。不去近距離觀察,不去解剖麻雀,怎么知道某一個黨組織內部共有的行為模式呢?其黨內政治文化是一個怎樣的情況?同時要盡可能地確定多個不同的對象作為個案進行研究,以利于在比較的基礎上,對局域性黨內政治文化的特征進行研究,提煉歸納出不同的黨內政治文化類型。如此等等??梢钥闯?,黨內政治文化的提出,確實提出了黨建研究方法多樣化、科學化的緊迫要求,這對于深化黨建研究無疑是一個很好的事情。三是黨內政治文化的提出也對黨的建設研究中的多學科問題提出了進一步的要求。黨內政治文化概念的提出打破了黨建研究中舊的學科的分野,要求溝通多學科進行多角度的研究。黨內政治文化是一種組織文化,是觀念文化與行為文化的統一,這就要求研究中引入組織行為學、文化人類學、心理學、社會學乃至系統控制學等相關學科的理論,進行綜合運用,突破舊的學科框架,進行跨學科、多學科的研究。

  三、黨內政治文化概念的實踐價值

  黨內政治文化是個實踐性的概念,對于黨內政治活動的開展具有導向、指引的作用,為新時期政黨治理的實踐創新提供了新的思想資源。

  一是黨內政治文化為黨內政治生態建設提供了重要的抓手。生態學表明,生態環境對于系統中的生命主體及其活動具有決定性的影響,任何生命主體只有具備一定的生態環境才能夠維系自身的存在和發展,生態環境與生命主體息息相關。十八大以來,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推進,其中一個重要的路向是治標與治本結合,落腳點在治本,從根本上解決治黨管黨的全局性、長遠性的問題。政治生態就是這樣一個治本的范疇,這也就不難理解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反復提到要凈化黨內政治生態。那么怎么來改善黨內政治生態?怎么來抓好黨內政治生態建設?一般來說,黨內政治生態具有系統性,是黨組織內部政治過程之中為黨員行為提供環境支撐的有機整體,黨內政治制度以及黨內政治文化是其極為重要的內容。因而我們可以看到,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在嚴肅查處各種大案要案、堅決遏制腐敗高發趨勢的同時,一方面不斷推進黨的建設各項制度的深化改革,另一方面又提出加強黨內政治文化建設,這都是治本之策,是凈化黨內政治生態的應有內容。從實際來看,對于制度建設的生態性作用比較好理解,而對于黨內政治文化也是黨內政治生態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有的人則認識不足。一個黨組織的黨內政治文化意味著這個組織內黨員共同持守的價值取向,也意味著這個組織內黨員普遍具有的政治心理,還意味著大家默習已久的行為習慣和組織氛圍。因而可以說,黨內政治文化實際上就是一種行為模式,規制著黨內廣大黨員的行為選擇,可以說,有什么樣的黨內政治文化,就會有什么樣的黨員行為。在這里,黨內政治文化發揮著政治生態的功能,是一種文化生態,正因為如此,我們說,黨內政治文化是生態性特征與模式性特征的統一。這樣看來,凈化黨內政治生態,或者說黨內政治生態建設,自然而然就應該少不了要抓黨內政治文化建設,黨內政治文化是其中應有之義。反過來說,黨內政治文化建設的過程,也即是促進黨內政治生態建設的過程,兩者是相輔相成的。

  二是黨內政治文化是黨內政治生活制度在實踐中有效運作的精神支撐。文化是制度之母,黨內政治文化對于黨內政治生活的制度運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眾所周知,嚴肅黨內政治生活也是十八大以來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主題。早在2013年6月,中央政治局召開專門會議對照檢查中央八項規定落實情況,習近平總書記在會上強調:“我們要求各級黨組織和廣大黨員、干部特別是主要領導干部自覺遵守黨章,自覺按照黨的組織原則和黨內政治生活準則辦事,自覺接受黨的紀律約束,決不允許任何個人凌駕于組織之上,中央政治局的同志首先要做到?!盵7]后來又有許多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重要論述??梢钥闯?,在習近平關于黨的建設的系列論述中,加強黨內政治生活的論述始終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從理論上講,政治生活是黨員存在的基本形式,體現出黨員的基本素養和黨組織的運作狀況,對黨的建設發揮著基礎性的作用。如果連這個黨員存在的基礎性平臺都不能管好,所謂的全面從嚴治黨就是一句空話。那么,怎么來嚴肅黨內政治生活?重要的舉措是制度建設,使黨內政治生活有章可循、有規可依,十八屆六中全會專門制定《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就是一個黨在新時期有關黨內政治生活制度建設的綱領性文件。制度是建立了,但怎么來落實呢?如何避免過去工作中時或存在的制度空轉現象呢?老實說,我們現在不是沒有制度,不是制度缺失,而更多的是制度失靈,是現有的許多制度不能發揮作用,表面上看起來制度都有了,實際中他還是自搞一套。為什么會這樣?原因當然有多種,其中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缺乏相應的黨內政治文化支撐。亞里士多德說過,“即使是完善的法制,而且為全體公民所贊同,要是公民們的情操尚未經習俗和教化陶冶而符合于政體的基本精神……這終究是不行的”。[8]275列寧曾經指出:“蘇維埃政權在原則上實行了高得無比的無產階級民主……可是這種文化上的落后卻限制了蘇維埃政權的作用并使官僚制度復活?!盵9]150因而可以說,黨內政治生活的制度建設與黨內政治文化的建設是相得益彰、相輔相成的,黨內政治生活制度的貫徹落實有賴于相應的黨內政治文化作為支撐。事實上,黨內政治文化正是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上針對黨內政治生活問題提出來的。習近平當時是這樣講的,“黨內政治生活、政治生態、政治文化是相輔相成的,政治文化是政治生活的靈魂,對政治生態具有潛移默化的影響”。[7]在一個討論黨內政治生活制度的全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卻偏偏不忘提出要加強黨內政治文化建設,這絕非偶然,表明了黨內政治文化對于黨內政治生活制度所具有的重要意義。要言之,開展黨內政治生活這個基礎工作,必須有一定的黨內政治文化作為條件和基礎,黨內政治文化正是深化對黨內政治生活規律認識的必然要求和邏輯結果。

  三是黨內政治文化表明新時期黨的建設實踐中應當重視黨內普遍的行為模式問題,關注組織內非正式制度的影響。黨內政治文化落腳點在于組織內的行為模式。思想也好,制度也好,其最終的成效歸根結底要落實到實際的行為當中,這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是以個人為主體的黨員行為之中,包括各種先鋒模范作用;另一個是以組織為主體的行為模式之中,包括黨內普遍信奉的態度和取向,一致認同的行為習慣等等,這兩個方面是相互聯系的。因而可以說,與思想建設、制度建設相比,黨內政治文化更加直接地揭示了黨內默習已久的行為取向,就整體而言對黨員行為起著直接的支配作用的還是黨內政治文化所標示的行為模式。正因為如此,對于地方或者部門的黨組織來說,黨的建設就應當對于當下的黨內政治文化建設予以必要的回應,關注本地區本單位的黨內政治文化狀況,關注本地區本單位組織運行中所一致遵循的行為模式及其實踐中具體體現的各種“潛規則”。一個單位說它黨的建設搞得如何好,思想建黨怎么有效,制度建設怎么創新,可是這些思想、制度是否落實到了黨員行為之中,是否轉化成了黨員行為模式,卻不去關注,實際中左右黨員的還是形形色色的“潛規則”,還是一些彼此心照不宣的黨內習慣,如此等等,這種情況下要說黨的建設搞得好是沒有人會相信的。有什么樣的黨內政治文化,就有什么樣的黨員行為。黨的建設不關注黨內政治文化,不關注黨內共同信守的價值取向和默習已久的行為模式,這是舍本逐末??梢哉f,思想建設、制度建設等等之外,進一步提出黨內政治文化建設,并非純粹的一個理論問題,而是對實踐的回應,是黨建實踐中著力點的進一步聚焦,因而要求黨建的實際工作對此予以足夠的重視。如此,黨內政治文化這一概念才能夠在實踐中顯示其應有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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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姓名:龔少情 胡慶雄 工作單位:中共上海市委黨校第四分校黨性研究中心,上海市社會主義學院教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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